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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这是《多余的话》的结尾。《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绝响，千古绝唱。身陷囹圄，将赴刑场，他从容恬淡地写下此篇，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戛然收住，让后人参悟了七十年，也许，还将不断地参悟下去。
       我最心仪秋白先生。他写的不是舅舅的豆腐。而我每忆及《多余的话》，就想起舅舅，想起舅舅的豆腐；每想起舅舅的豆腐，辄忆及《多余的话》，也就更为心仪秋白先生。心仪他的从容淡定。
       我有两个舅舅。做豆腐的是大舅。我们家乡称做豆腐为“出豆腐”，大舅出了大半辈子的豆腐，从我记事的时候一直到他去世。
       大舅的豆腐名满乡里，以“老”著称。北方的豆腐点得老，南方的豆腐点得嫩。豆腐的风格也有“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味道。周知堂等小品大家都写过豆腐，以汪曾祺的《豆腐》写得最为什锦。汪老先生听说，张家口一个什么堡的豆腐点得最老，可以用秤钩钩起来，扛着秤杆走三里路。大舅的豆腐没有这么老，有人笑说掉到地下摔不烂，这我没有见过。但吃起来的确比别人的豆腐有嚼头，可以细细地咀嚼品味，不是入口即化的那一种。切豆腐时，有点挡刀的感觉。细细地切成豆腐条，慢慢地翻炒，靠得黄赖赖的，溢着满屋的香气，很少有断碎，竟至可以条分缕析。舅舅的豆腐点得老，豆腐里含浆极少。这老，像舅舅，实在，淳厚，没有水分。吃起来香而且出数，是故受到乡人的青睐。
       出豆腐的活很累，工序也多，挺麻烦。拣豆子，磨豆瓣，泡豆瓣，磨豆糊，烧开水，打豆糊，揉布袋，滤豆汁，烧汁子锅，点豆腐，压豆腐(把豆腐脑舀到豆腐笼里，包好，再压上大石头)，等待成型。后面的几道活全在夜间。大约凌晨两点左右起始，黎明方成。生火点炉子，拉风箱，看汁子锅，每道工序都需工夫。最见功夫的是点豆腐，用酸浆点。前一天准备下的酸浆，盛在酸浆瓮里，用棉絮焐着，保持适宜的酸度。汁子锅开了，不要说话，一点声响不要有。倘有喧哗，惊呼，汁子会全部跑出锅外，一点儿也不剩。一声不吭地用大葫芦瓢扬汤止沸，它便不再溢出。真有些神秘色彩。用大瓢舀起酸浆，徐徐兑进豆汁。多少，浓淡，快慢，全凭感觉。慢慢地凝结出豆脑，一片，一片，一片，最后结成一大团。出豆腐的功夫全在此时的掌握火候。大舅像是解牛的庖丁，张弛有度，疾徐有致，其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大舅那时夜间靠着看星星，听鸡叫断定时间，起床，打夜作。在鸡唱声中，踩着月霜，踏破暗夜去豆腐房。如此，日日，月月，年年。
       豆腐的质量与水的关系很大，必须选用优质的纯净甜水。大舅选用的水，是村西头封山下那口浅井中的，近似山泉水。挑水是做豆腐最重的活之一。大舅挑水的两只筲，硕大无比，又粗又高，容水量是一般水筲的两倍，大约有百八十斤以上吧。他的豆腐作坊在村南的场院里，离水井两里多路。每天，他都要去封山下的井中挑水，大约要四五趟。夕阳下，大舅挑着两大筲水，担杖向肩背煞进去。小路悠长，脚下生起尘屑。
       大舅给生产队里出豆腐，那是人民公社时期。“卖盐的喝淡汤，卖席的睡光炕”。他做豆腐卖给别人，自己却吃不起，生产队的社员也难得吃一次豆腐。卖豆腐者曾流传一首歌谣：“羊肉膻气猪肉滑，吃了牛肉就塞牙。吃点鸡肉骨头多，不如吃碗豆腐渣。”其实，豆腐渣也并非容易吃得到，出豆腐的必须把渣留给生产队喂牲口。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小学。冬天上学的路上，碰见大舅卖豆腐。远远地，大舅压低声音叫我过去。他四面张顾一会儿，从破袄里掏出一个渣窝窝头，塞给我，嘱我“赶快上学吧”，破袄里露出他的胸膛。其时正是人人吃不上饭的饥荒年代，那个渣窝窝头比时下的麦当劳还要美味。
       病魔常常欺负穷人。穷贫，劳累，使大舅得了肝病。少钱医治，终至于不起。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秋，做社员七年的我考上了大学。上学前去看望大舅，大舅躺在炕上已不能动，肚子圆圆的，凸得老高。那是他一生的穷苦劳顿在里面作祟吧，我有点不敢直面。那天，大舅的精神很好，眼睛里放出光芒，跃跃地想坐起来。笑着，说要带着我和表弟一块儿到大队里游街去。大舅没有文化，误把游行说成游街。那年，我的表弟他的次子，还有一个本村的亲戚，我们三个平时行止相从，一块儿参加高考，都在孙山的前面。恢复高考前，推荐上学没有我们的份。高考恢复，独独考中我们仨。大舅异样地兴奋，觉得他的辛苦没有白受，后人可以令他自豪，就想带领我们仨到大街上昂然地走一回。
       从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大舅了。
       （选自《散文》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