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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虽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仍希望“大济苍生”，但黑暗污浊的现实不可能使他的理想得到实现，于是他归隐田园，力图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世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的思想情感很复杂，以《五柳先生传》与《桃花源记》两文为例，看看陶渊明的思想情感历程。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早年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在很讲门第的晋代，他竟然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他对许多事心知肚明，却又“闲静少言”；他“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衔觞赋诗”，“常著文章以自娱”。所有这些，该都源于其“不慕荣利”的性格吧？这是何等的潇洒、自如，何等放荡不羁，又是何等的卓尔不群！
       再看他的生活：“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箪瓢屡空”。先生不仅是“性嗜酒”因“家贫，不能常得”，便是住室也是遮不住风雨和阳光，甚至口也糊不住了，这种境况与他的“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思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样可见诗人生活贫困交加。可面对贫困，诗人却能“宴如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这种甘守贫贱、旷达自任的生活态度，在竞相比富、夸门第之风盛行的东晋时代，实在是对权贵的一种极大蔑视，是与统治阶级的不同流合污。至于作者此时此刻是否真的做到“忘怀得失”，这从他的出仕与归隐的反反复复中可以得到答案。事实上，作者归隐后内心一直潜伏着壮志不得施展的苦闷与愤懑，所以，他《咏荆轲》、《读山海经》，宣扬自己的“猛志固常在”，尤其在他预感将不久于世而给自己写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这无声的行为是他苦闷与愤懑心情的最彻底的体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这么理解：陶渊明对贫穷不得志的“宴如也”，实在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慰藉，是一种含泪的“坦然”。到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一个放浪形骸的隐士，更应该看到一个被统治阶级剥夺了生存权利的孤苦者的痛苦挣扎与孤独反抗。
       至于《桃花源记》一文，则呈现出一幅清新明快的画面。你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还“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老人孩子“怡然自乐”。在这里，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从生产到生活，从自然环境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对桃花源作了十分全面的描绘。这是何等的安宁！何等的祥和！何等的惬意自在！这似乎才是先生该归隐的田园吧？如果说写《五柳先生传》时，他还只注重自已的生活和德操，而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愿望的话，那么《桃花源记》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农民的生活了。他的思想已由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厌弃而转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是诗人对理想的进一步探求。早年“大济苍生”的理想，在仕途上破灭了；他便把理想寄托在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在田园他经历了长期的劳作，生活日益贫困，归隐初期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局面越来越难维持，他不能不考虑如何解决饥寒的问题，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愿望。他没有办法让农民摆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之四》）的苦痛，只有在自己的文章中为人民绘制一幅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乌托邦式”的美妙图景。这里的人民自由、富裕、安宁、祥和、怡然自乐。在《桃花源记》里，我们仿佛看不见“独善其身”的隐士形象，而是看见了一个如同杜甫一样关心民生疾苦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读书人在为百姓忧虑。所以无论如何，写《桃花源记》时的陶渊明比写《五柳先生传》时思想上有了极大发展。
       值得寻味的是：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先生“大济苍生”的理想和他的隐逸思想仍交织在一起，以致于桃源中的农民也变成了与他相类似的隐士了，或者说桃源里生活着一群超凡脱俗的隐者。不信，请听桃花源人在“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之后送客时的那句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
       罗洪英，教师，现居江苏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