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曾在《尧问》篇中根据道德追求将战国士人分为两种，一是“仰禄之士”，一是“食则粥不足，衣则坚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爱”的“正身之士”。后人根据不同的标准出现了很多分类，这里我根据士人行为方式的特征，把《
战国策》中士人分为四类：策士、谋士、义士和豪侠之士。
策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纵横家。战国时代，诸侯群起，群雄逐鹿，你争我夺，战争不已，为了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诸侯们对内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对外加强了各种外交活动，因为“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帮手”（朱自清《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于是以游说为职业的策士（说士）出现，他们的工作范围很清晰，那就是在诸侯国之间，凭借三寸不乱之舌，或兴风作浪、挑拨离间，或玩弄手腕、缔结和约。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宏观的理论指导，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附于诸侯国，为诸侯出谋划策，解难排危，享受诸侯优厚的待遇，离开了诸侯国，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他们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诸侯，一旦不如意，即可挥袖而去，潇洒非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如“合纵”、“连横”，并且以之为中心，借助诸侯的此消彼涨或相互制衡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计，在这里，他们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相互利用，而非单纯的依附了。根据策士活动的特征，可以将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联合六国，齐力抗秦，称之为合纵派，以苏秦为代表；另一派是劝导六国亲秦，再逐一消灭之的连横派，此派以张仪为代表，两派合称为纵横家。
谋士多半是诸侯或者大臣公子门下的食客，他们的工作范围不大，主要局限于一国或者一个世家，他们不像纵横家那样纵横驰骋于诸侯之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主子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自己也因而获得主子的器重，享受荣华富贵。他们平时无事，高谈阔饮，遇难而有所作为。虽然他们也具有流动性，与主子可以实现双向选择，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但是与纵横家的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更大范围的活动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类以颜率、冯谖等为代表，他们有着睿智的头脑和远见卓识，颇有智者风范。
义士，又称作清士，他们大都有清高的品性、傲岸的节操，他们不畏权贵，有着更为独立的人格，他们的活动动机不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他们都是在一个“义”的驱使下为人排忧解难，救民于水火。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义和骨气。他们集高尚、勇敢、正直、信义、无私、清廉、智慧于一身，世世为人所称道，这一类以鲁仲连、颜斶等为代表。
豪侠之士是战国士人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子批评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说明侠义精神在先秦时期就有很大影响。豪侠之士有两个特点：一、勇敢，敢于反抗强权；二、不求功名利禄，为义而为。按照他们活动的方式，豪侠之士又分为勇士和刺客两种类型。勇士不屈服于强权，敢于用计谋和生命与强权斗争，他们是在明处，抓住时机，陈以厉害，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政治要求，这种类型以蔺相如、唐雎为代表；而刺客则在暗处伏击敌人，以置人于死地为目标，他们往往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缘故牺牲自己，这类以聂政、荆轲为代表。在混乱的战国时代刺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群体，他们往往单独行动，报恩是唯一的动机，杀人是唯一的目标，由于刺杀的对象都是被森严保护的大人物，因而，刺杀行动即使成功了，他们也难逃死亡的悲剧结局。他们没有险深的城府，没有诡秘的诈谋，他们只懂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用勇力、胆识，甚至是鲜血和生命为“义”涂上了耀眼的光芒。
陈古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