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我喜欢在大自然中体验鳞潜羽翔、逍遥而游的乐趣，也喜欢听有趣味、有见解的人说话，喜欢跟谈得来的朋友一起探讨问题，尤其是文学问题，即使争得急赤白脸，也觉得快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乐意在方便的时候，到风光秀美的地方，参加以文学为主题的会议。
       在参加文学会议的时候，我偶尔会与我批评过的作家不期而遇。有些著名作家看见我，如遇寇仇，怏怏不乐，拂袖而过。“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我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但事情也有例外者，——我第一次见到莫言先生，就领享了“不虞之誉”。
       那是在2003年10月浙江的一次作家聚会的晚宴上。由于飞机晚到，我和陕西评论家邢小利进去的时候，陈忠实、莫言等作家已经在座了。我刚坐定，就听莫言问近旁的陈忠实：“这是李建军吧？”陈忠实说：“是。”只见莫言站起来，一边伸出手来，一边对我说：“读了你的几篇文章。写得很精彩!”我答道：“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莫言先生的谬奖，让我很是意外。他的《檀香刑》，我花了几天时间细细读罢，认为它不仅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么好，而且，还有很多问题，便写了一篇题为《是大象，还是甲虫》的长文，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文章刊发后，引起较大的反响。莫言说的“几篇文章”，应该是包括这篇批评《檀香刑》的文章在内的。当然，此后，一起活动多日，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即使擦肩而过的时候。
       两年过去，2005年11月27日，因为参加《北京文学》在武夷山举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我又见到了久违的莫言先生，只是这次不是在饭桌上，而是在飞机上。有一点跟上次一样，那就是，我又比莫言先生迟到了。不过，这次距离更近：我们坐在同一排。然而，这一次，莫言先生没有客气地伸出手来，也没有称赞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还没等我坐稳，就笑嘻嘻地质问道：“李建军，听人说你最近在南京又骂我了？”我随口回答：“什么叫骂你呀？”他又说：“我最近要出一本书，我对我的责编说，一定要好好校对，千万不要让那个李建军又挑出什么毛病来。”我诚惶诚恐，无话可说。他又问我：“李建军，你读过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吗？你不是提倡现实主义吗？难道我的这些作品里没有现实主义吗？”我答道：“不读你的作品，我怎么研究你？”关于现实主义，我没有多说，因为这个话题，恰好就是我想在这次会上着重探讨的。过了一会儿，飞机起飞，我隐约听到莫言对挨着他坐的《北京文学》的编辑说：“不知道李建军写出一部小说来会是什么样子？”气流干扰，飞机颠簸，我有点晕，不如睡去。
       翌日清晨，早早起床，独自爬山。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草木的带些甜味的清香。远处山腰间，薄薄的雾岚缓缓地升起，使山生动起来，令人悠然意远。四周静静的，除了偶尔听到几声鸟鸣，没有别的声音。但武夷山的独特，不在这些地方，而是独石成山。是的，正是独石成山，使武夷山象征了一种精神：无所依傍，遗世独立。这是屈原在《橘颂》中赞美过的“受命不迁”、“更壹志兮”的精神，也是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武夷山，就难免会受“独石成山”精神的影响。下午，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也同样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昨天，在飞机上，莫言先生说有人告诉他，我又在南京骂他了。我觉得批评一个作家，无论多么尖锐，都不能说是骂他，而是把他当做一个值得谈论的对象。”
       接下来，我说：“我在南京的一个作家的讨论会上，批评某些当代作家和批评家过分看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评价，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在我看来，西方人的观点虽然也有价值，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要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很难的。这是因为，首先，汉语是一种‘深度语言’，没有口诵心唯、日积月累的慢功夫，是不可能掌握它的，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讲，要想把自己的汉语水平提高到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程度，绝非易事，——小烟熏良先生是很用功的汉学家，但闻一多先生还是批评他把中国读书人一看就懂的唐诗都译错了；其次，就是他们缺乏刻骨铭心的中国体验和沉郁悲凉的中国心情，因此，他们不可能悠然心会地认识到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的价值，例如，他们就没有看到鲁迅和张爱玲的价值——从汉语的角度看，这两位大师的文学成就，绝不比任何一位获‘诺奖’的作家低；也不可能心照神交地欣赏孙犁、汪曾祺、陈忠实、阿城、路遥——他们才是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和民族风格的作家；他们奖赏的是那些符合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的作品。法国‘女评委’为什么要把奖给《废都》，就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印证了他们对妻妾成群、颓废堕落的中国文人的想象，满足了他们对古老而又遥远的东方文化进行想象和评价的冲动。他们奖赏的是那些用西方的技巧表达西方人熟悉的情绪和体验的作家，像残雪、余华和莫言等，而这些作家，就其汉语修养和文学才华来讲，实在不过尔尔，但是，某些西方‘汉学家’却给了他们高得怕人的评价。比如：‘残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同样，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莫言散文》的扉页上，赫然可见这样一段美国的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论’：‘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一个中国人说这种话，我们完全可以吐到他脸上，但一个外国人，由于种种的阻隔和困难，说出这种话，是毫不奇怪的，因此，我们要给人家胡说的自由和权利。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因为几句不着边际的好听话，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缺乏自我认知的自信和冷静。我们过分看重外国人的评价和奖赏。‘诺奖’的一个马悦然‘评委’来到中国，就把莫言等一些中国作家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就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我们应该少关注一些外国人怎么评价自己，多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和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有很多沉重的问题压在我们心上，压得心都要碎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最容易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我们的时代和文学缺乏对现实、对痛苦的关注。我们的作家更多地停留在欲望、物质享乐和狭隘的个人体验这样一个层面上，缺乏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我认为，就像雷巴科夫说的那样，文学的义务就是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沉重，因为当下许多作家都在回避这个‘义务’。”
       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是我这次发言要谈的重点问题。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我认为，应该重新理解现实主义，并结合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对现实主义做详细阐释。在我看来，现实主义被严重地误解和误用了。在中国，它先是被附加上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最终使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越来越缺乏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进入“新时期”，出于反叛和崛起的需要，几乎所有那些“先锋”作家和“新潮”批评家，都不遗余力地贬低现实主义，借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和叛逆精神。他们把现实主义当做“纯文学”的对应物，认为现实主义是“虚伪”的文学，认为它既缺乏表现“心灵”的深度，又缺乏充分的“文学性”，因而是与“审美”相对应的“功利”的代名词。随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又使现实主义遭受了“市场原则”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损毁：“个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不仅使我们时代的文学缺乏现实感，缺乏广阔的观照视野，而且还使它彻底丧失了介入社会的批判激情。最后的结果，正像阿拉贡在写给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由于“被过分使用”，“现实主义”已经成了“可耻的标签”，“极大地使这个词丧失了荣誉”。
       然而，现实主义真的是一种消极的文学价值观吗？真的是一种不利于文学发展的窒碍性因素吗？不是的。因为，正像阿拉贡指出的那样，尽管“一些十分伟大的艺术家害怕它们(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然而他们能垂名后世，却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有着现实主义的东西”。他说得对。现实主义的确是一种影响文学的价值生成和写作的成败得失的积极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它。
       现实主义一直被简单地阐释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创作方法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意义构成中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是一种与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及任性的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的文学样态。
       现实主义首先意味着一部作品必须是可亲的，应该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充满对弱势群体，对陷入逆境、痛苦和不幸境地人们的同情。如今一些作家的情感世界变得冷硬粗糙，缺乏心灵的细腻和温柔。比如《废都》，写得黑暗、阴冷，毫无对女性的平等意识和尊重态度，缺乏对生命的怜悯和爱意，根本没有表达出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和精神理想；莫言的《檀香刑》，则写得随意、放纵，充满对暴力的渲染和任性的想象，这样的作品是不可亲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不人道的。
       其次，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还应该是可信的，尤其要客观，要表达出巴赫金所说的普遍的“世界感受”。这种客观性要求作家赋予自己的想象以事实感。如今作家的想象力不是匮乏，而是过剩的、任性的、空洞的，缺乏对事实的观察和了解，缺乏对客观性的尊重。像《檀香刑》中的爱情就是不可信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我们要反对文学上的这种任性的主观主义态度。
       第三，现实主义意味着批判性、反讽性。文学不是一种温顺的乖巧伶俐的东西，而是一种批判和质疑的精神活动，充满对任何压抑性的力量的挑战勇气和反抗激情。但这种批判性在我们的作品中严重匮乏。我们巧妙地回避了很多东西，因为批判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痛苦甚至灾难。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如今文坛给批判性作品留下的生存空间，也是非常窄小的。
       此外，一部优秀的作品还应具有道德升华力量，具有思想启蒙性。现在很多作品不是像教师和牧师一样充满爱意和祝福感地去对待读者，而是像教唆犯一样，让人们变得庸俗、堕落、无耻和凶暴。据《今晚报》报道，有一位叫张得军的未成年人在看完《废都》后，就欲火中烧，对其表妹欲行非礼，后者在拼死反抗的时候，被恐惧慌乱的张得军活活地掐死了。面对这样的悲剧，难道我们还能恬不为怪地说作家没有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能说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对作家的无端的苛求吗？难道我们还会认为像《废都》这样的作品是值得赞赏的吗？
       我还陈述了自己对批评的性质及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的理解。我认为，批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从事批评，则需要一种极其难得的才能和素质，因此，我从来不以“批评家”自居，只想做一个认真的、虔诚的读者。至于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首先应该是一种对话甚至对抗关系。这种对抗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过对抗，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才能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更加正常，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在我之后，莫言发言。
       他说：“李建军说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也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批评的标准问题。现在的评论家常常有几个批评标准。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而且是要高高举起正义大旗的评论家，应该也只能有一个批评标准，不能有两个标准。不能因为与张三好就不批评，与李四不好就批评；不能对有权力的人说好话，对没权力的人就说坏话。现在批评家到底有多少个标准，自己可以扪心自问。陈忠实跟你李建军关系好，给你帮过一次忙，你就写文章说他好，人家贾平凹跟你关系不好，你就到处骂人家，搞人身攻击。你在《花城》上写文章，说人家贾平凹‘不人不鬼，不阴不阳，不男不女’，这不是人身攻击是什么？还有一次在杭州的那个会上，你在陈忠实房间，对我的《四十一炮》的责编说：你不要让那些批评家吹捧莫言，要多研究陈忠实老师的作品。你说我的作品主观，难道陈忠实的作品就真的那么客观吗？”
       在随后的抗辩中，我先是解释了所谓的“帮忙”，尽管这完全属于非文学话题而且近乎“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但出于对莫言的尊敬，我还是给他做了解释和说明，随后，我这样反驳莫言：指责我不敢批评有权力的人，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在我看来，文学上的权力，与世俗意义上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文学的权力与世俗的权力不仅不同，而且还总是与它彼此排斥、互不兼容，因此，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文学上的权力，就必须远离世俗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总是建议那些我尊敬的作家，不要当“作协主席”。当然，文学的权力也有可能异化，也有可能被转化为“媒体权力”和“市场权力”。在文学权力严重异化的时代，谁是最有权力的人？就是那些享有巨大声望资源的人，就是那些获得巨大的市场号召力的人，就是你莫言跟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所以，我认为，我批评你们，就是批评这个时代文学界最有权力的人。(莫言曾说：“我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此话耐人寻味。)我跟陈忠实关系是很好，但这不是因为他有权力，而是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是《白鹿原》的作者。是的，我很尊敬甚至很爱这个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严格、尖锐地批评他的作品。你质问我有没有读过你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那么，你读过我的《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吗？你知道我是怎么批评陈忠实的吗？那是非常尖锐的批评，其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下于对其他作家的批评。就我所知，陈忠实最初读到我的这本书，感觉并不好，但是，他知道我没有恶意，所以，他没有恼羞成怒，没有与我反目成仇，而是继续拿我当朋友，而且成了更好的朋友。至于你的那位“责编”传达给你的我要她“扬陈抑莫”的信息，是不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当我得知她是《四十一炮》的责编时，我就问她：这部作品真像有的评论文章说的那样，是“极品中的极品”吗？但我从未要求她让评论家“研究”谁，或者不“吹捧”谁，因为，我再不通世故，也不至于傻到要一位普普通通的出版社编辑去对批评家发号施令。(莫言倒是知错就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那就是我记错了。)
       为贾平凹辩解，无疑显示了莫言对友谊的忠诚，显示了作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美好情感，但是，这种情大于理的辩解，其性质更接近于打群架，而不是旨在沟通的对话。事实上，我对贾平凹的批评，已经相当克制了：虽然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贾平凹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还是严格地将自己的批评，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对贾平凹的批评，还是纯粹的文本批评，还是在揭示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他的小说作品写得很坏，很糟糕，而不存在“人身攻击”的问题。同时，莫言在为贾平凹辩护时依据的事实是不准确的，提供的信息也是不真实的：首先我的那些“不A不B”的话是对贾平凹作品的评价，不是对他这个人的评价。至于“不男不女”一词，是我后来在反驳某教授时才说的：这位贾平凹研究专家说，“不A不B”恰恰是贾平凹作品的优点，因为，它体现了贾平凹作品调和两种对立因素的风格特点。但是，在我看来，“不A不B”事实上是很难被简单地调和到一起的，例如，“不男不女”就不是一种兼具男人和女人优点的完美状态，而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怪样子。至于《花城》杂志，惭愧得很，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曾在它上面发表过一个标点符号。莫言先生好像又“记错了”。
       莫言对“某些批评家”表示了不满。他说：“我们现在的某些批评家好像一个高明的大夫，经常为作家进行诊断，甚至像写墓志铭一样，给许多在世作家盖棺论定。当然，这种盖棺论定也是可以的，但你至少要对作家所有的作品进行通读，不能仅仅因为一篇作品，一篇失败之作就全盘否定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此外，现在一些评论家的批评根本不从文本出发，而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进行调侃，关注的不是作家的作品，而是作家的人格，批评的不是文学的质量，而是作家的道德。一些批评家常常打着严肃的文学批评旗号，对作家人格方面的一些小问题进行攻击，这似乎有欠厚道，有悖于文学批评的庄严和神圣，也不符合一位伟大批评家的胸襟。”
       我显然属于莫言先生批评的“某些批评家”，因为，尽管我不曾“像写墓志铭一样，给许多在世作家盖棺论定”，但我不仅确实曾明确表示过当代文学问题多多，病情严重，须要救治，而且，还索性把自己在《小说评论》的专栏题名为“小说病象观察”。至于批评的方法，我选择的也多是就单篇作品进行解剖的文本细评，而反对大而无当的“宏观”泛论。所以，从“现在一些评论家的批评根本不从文本出发”这句话看，莫言先生批评的似乎又不是我。但是，从“作家的人格”和“作家的道德”看，他批评的确实就是我，因为我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曾多次谈到作家的“人格境界”和“道德情调”的问题。
       关于“人格”和“道德”，莫言的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的质量”与作家的“人格”和“道德”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这一点，无须赘述。总之，在我看来，如果“作家人格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在写作中，或者在时代的文学生活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那么，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对他“进行攻击”，都与“有欠厚道”，扯不到一起。反倒是贾平凹在我批评了他的失败之作《秦腔》之后，对我进行了众所周知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我想，这一事件，莫言先生是不会不知道的，——你在责备“批评家”不该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却对“作家”施之于“批评家”的恶劣的“人身攻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这实在是“有欠厚道的”，也“不符合”一位伟大作家的“胸襟”。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根据莫言先生在武夷山的言行，我有理由认为，他显然不喜欢我的细致的文本批评。他那次在杭州对我的赞扬，也完全是出于教养和礼貌，而并不真的认为我的文章写得“精彩”。他对我批评《檀香刑》的文章不仅并不满意，而且还耿耿于怀。因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他就对自己的《檀香刑》进行了“捍卫”。他说：“一个作家要关注底层、表现爱心是没有错的，但怎么表现爱心，怎么表现人道主义，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式。何况任何一个文本，都有自己的多义性，好的文本更具有多义性，而不是像‘文革’时期的作品那样只有一个透明的主题。《檀香刑》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或戏剧化的小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本，我个人认为其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此外，批评家要遵守一个起码的常识：不能把小说中的人物心态和作者心态等同起来。我写了一个刽子手，难道我就是一个刽子手吗？”
       由于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莫言所说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会上并没有直接反驳他。但是，现在仍然有必要指出，莫言似乎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多义性”不是遮羞布，它指的是审美意味的丰富性，而不是毫无价值指向的混乱和相对主义，因此，如果一部作品的基本的情感，本来就是病态的、反人道的，它的思想原本就缺乏可靠的价值支点，就是一团乱麻，那就不是用多义性便可为他辩护和开脱的。“文革”作品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过度“透明”，而是缺乏对人性的全面的理解和正常的表现。至于那个“起码的常识”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起码”的“常识”，那就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这使我们有理由把小说当做两个世界的统一体：它既是客观的物象(就它塑造人物和再现外部真实而言)，又是主观的心象(就它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人物的态度而言)；人物的愿望和态度当然并不一定就是作者的，但是，一部小说作品里，也必然表达着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道德立场和心情态度。因此，我们当然不能说《檀香刑》中的刽子手就是作者本人，但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明显能够感觉到，莫言在表现暴虐行为的时候，站得并不比他笔下的人物更高：他不仅对施暴行为进行虚假的描写和夸张的渲染，而且还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陶醉于对施暴细节和过程的咂摸和品味。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表达的是怪异的、病态的消极快感，而不是温暖的、具有人性深度的人道主义情感；据此，我们还可以断定，《檀香刑》中的人物也是莫言任性的想象和怪异的情感的牺牲品：他把人物变成了一个扭曲的影子，变成了一个苍白的符号。
       针对我批评西方某评论家的不着边际的“权威评论”，莫言解释说：“对于这个评价，我还不至于弱智到把它当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书里呢？这完全是出版社的炒作，我也愤慨无奈。”随即，他反问道：“反过来问，难道你们批评家出书就没有炒作的手段？难道那本‘五博士《与魔鬼下棋》’中的五人就全是博士吗？”(莫言总是在细节上出错：《与魔鬼下棋》一书的作者有十多位，而不是“五位”。他凭着随意的联想把这本书的副题“五作家批判书”，当做“五博士与魔鬼下棋”了。)
       我觉得，这样的反唇相讥缺乏反省精神。确实，无论是《莫言散文》，还是《与魔鬼下棋》，都有炒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后者的问题是由媒体的不准确的报道造成的，具有容易识察的特点：这本书的十多位作者谁是博士，谁不是博士，是一个不需要费多大劲就可以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论”却有极大的蒙蔽性和误导性，因为，对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来讲，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例如，贾平凹在获得法国的“女评委奖”之后就得意洋洋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这个奖在法国，法国是个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在贾平凹这样的作家的眼中，获得一个“小说大国”的奖赏，就可以“校正”中国人的“误读”，而他也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凭着十三位法国女性提供的“自信”继续胡编乱造。所以，虽然《与魔鬼下棋》也有问题，但《莫言散文》上的“权威评论”的问题显然更加严重，更具有危害性，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
       遗憾的是，莫言的文过饰非，并没有就此止步。接下来，他洋洋自得、从容不迫地讲起《与魔鬼下棋》中的一位叫蒋泥的批评家的人格如何可疑：“就是李建军的这位小兄弟，不仅不是博士，好像连硕士都不是，还差一点被‘军艺’开除。过去，就是这个蒋泥，曾经到我家里，口口声声叫我‘莫言老师’，还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本来我住的房子并不好，常年见不到阳光，可是在他的笔下，我的书房比五星级酒店还要豪华，还要宽阔、明亮。但他在《与魔鬼下棋》中，却写文章说我的原名叫‘管谟业’，把我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
       莫言的这种“揭老底”不仅不“厚道”，而且很苛酷：似乎谁一旦叫过他“老师”，谁就永远要对他低眉顺眼、言恭貌谨，就只能说他的作品如何“伟大”，他的才华多么出众，他的人格多么高尚，而不能再怀疑他，更不能批评他，否则，就是做人“有欠厚道”，就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就活该“差一点被开除”，——这跟贾平凹对我“高调回应”时的腔调和手段，何其相似乃尔!按照莫言提供的信息，由于有了“差一点被‘军艺’开除”的污点，蒋泥的人格自然是不足观的，而李建军与这样的“小兄弟”在一起，则必然干的是“狼狈为奸”的勾当!我在随后的抗辩中回应莫言道：“你的这些话，太令我失望了。你作为一个享有那么大声望资源和影响力的作家，怎么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批评。我想知道的是，你一辈子就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事后想起来脸红的事，就没有说过一句事后让自己后悔的话吗？”
       其实，我与蒋泥虽然是朋友，但他的经历我并不很了解，并不知道他还有过差一点被“开除”的事情。先贤孔子有言曰：“无友不如己者。”可不慎乎？不问不知道，一问才明白：原来我的“小兄弟”的“差一点被开除”的灾祸，起于一篇批评“中学语文教育”的文章。在这篇言之成理的文章中，他细致地分析了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有代表性的“误人子弟”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教材编选者的种种“胡说”：“这种胡说充塞了大、中、小学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念书、上学，能不‘贫血’得面孔发白？”他最后痛心疾首地说：“我悲哀，为我们的时代悲哀!我无言，为大家的沉默无言!”原来如此!莫言如果知道事情的真相，还要这样说，那就连基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没有；如果他完全不知道个中的原委，就拿出一个结果来谈论，那就是不负责任。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莫言毕竟是有气度的，因为，他最后这样说：“渔民卖鱼的时候，给每个装鱼的桶里放一条狗鱼，鱼就死得少了。因为，狗鱼追得其它的鱼不停地跑，它们就会呼吸到氧气，就不会死了。我们需要‘狗鱼’一样的批评家。北京有个李建军，上海有个郜元宝，都是狗鱼批评家，都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批评家没有狗性，那就不是批评家了，那就连狗鱼都不如了。”
       莫言的这段话里，有一个不妥的判断：郜元宝教授不是“狗鱼批评家”。他与王蒙先生对话，与贾平凹先生对话，与安妮宝贝对话，是一个事理通达的对话者，是一个心气平和的谦谦君子。那么，他为什么被莫言拉来与我“沆瀣一气”，也被当做“狗鱼”批评家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搞明白了：原来郜教授曾在发表于《南方文坛》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檀香刑》是一部可以用鼻子判断的作品，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有的批评家对它评价那么高？因为一句话而被封为“狗鱼批评家”，温厚纯良的郜教授实在是冤枉极了!
       莫言的这段话里，还有一处不准确的表达：狗鱼不是追赶者，而是被追赶者。据一篇题为《鳗鱼因“狗鱼”而存活》的文章介绍，日本的北海道出产一种味道珍奇的鳗鱼。鳗鱼的生命非常脆弱，只要一离开深海区，要不了半天就会全部死亡。一位老渔民发现了使鳗鱼不死的秘诀，就是在整舱的鳗鱼中，放进几条叫“狗鱼”的杂鱼。鳗鱼与狗鱼是有名的“对头”。几条势力单薄的狗鱼遇到成舱的对手，便惊慌地在鳗鱼堆里四处乱窜，这样一来，反而倒把满满一船舱死气沉沉的鳗鱼全部激活了。这个故事传说的分析者告诉我们：“一种动物如果没有对手，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对人来讲，也是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会让你时刻有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会激发起你更加旺盛的精神和斗志。善待你的对手吧，因为他的存在，你才永远是一条鲜活的‘鳗鱼”’。
       尽管莫言先生的话里不无调侃和挖苦的意味，但我基本认同他的说法：我们需要被鳗鱼式的作家群起追赶的“狗鱼批评家”。不过，我以为，这个比喻还是不够准确，还是让人有点别扭，因为，批评家毕竟不是“狗鱼”，而作家也不是“鳗鱼”。他们都是人，是比狗鱼、鳗鱼或其它任何动物都要智慧、有教养的人。既然如此，那么，还是让我们按照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优雅地生活，理性而文明地交流思想，平等而自由地沟通感情，既不要高自标树，动辄居高临下地从道德上贬低对方，或者从人格上羞辱对方，也不要低首下心、自轻自贱，把自己当做人家的吹鼓手或者马前卒。
       既然对于文学来讲，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积极对抗，是有益而必要的，那么，就让我们在思想上交锋的时候，在人格上彼此尊重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把富有尊严感的思想对抗，降低为让彼此蒙羞的精神伤害，才能避免共同成为某些媒体恶意“炒作”的“受害者”，——我之所以写出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纠正某些扮演仲裁者角色的媒体妄下雌黄时传播的错误判断及可疑信息。
       (选自《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