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举，男，1958年生，湖北枣阳人，我国语言学界知名中青年专家，语言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站站长，并任国家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语汇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中南分会副会长、湖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赵先生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汉语研究管见录》、《古汉语易混问题辨析》、《<孟子>定中结构三平面研究》等学术著作8部，完成省级以上科研课题5项，多项成果被国内外同行评介和引用。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享受湖北省政府专家津贴，多次被授予湖北省优秀教师等称号。
人文教育问题，是目前教育界、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是从事语言、文学等人文研究的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过不少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近，笔者有幸就古汉语与人文教育这一更具体也更内在的问题，请教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赵世举先生，以期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和补充，同时获得更深刻的启示，现笔录如下。
李：赵老师，自20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学术的发展，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得到了确立。作为把握世界存在和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语言，一方面是人文的载体，一方面又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凭借，古代汉语也当不例外。首先想请您结合您的教学和研究实际，就古汉语与人文教育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赵：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人文、人文性、人文科学、人文精神等，目前都是界域模糊且极具延展性的概念，研究者众多，但见仁见智。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为学界所公认的定义，想说清楚很不容易，所以，你提到的古汉语与人文教育的问题，也只能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谈点粗浅的看法。
重视人文教育，正如你所说是热门话题，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实践。从国外看，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不重视人文教育的。比如美国的著名大学都在本科教育中规定了很高比例的人文类课程。例如哈佛大学从20世纪70年末就开始实施“核心课程”计划。所谓核心课程主要是人文类课程，如英文写作、文学艺术、历史研究、道德思考、外国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学校规定，学生至少通过32个科目的学习方可毕业，其中8—10个科目为核心课程中的科目。麻省理工学院规定工科学生必须选修22%左右的人文课程。而有些学校，如芝加哥大学等校的人文类课程比例还要高。此外，英国教育家纽曼倡导的“博雅教育”思想，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提出的“现代大学”理念，芝加哥大学原校长赫钦斯推行的“名著阅读”运动，无不是在力推以“成人”教育为主旨的人文教育。从国内看，加强人文教育已受到广泛重视，正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很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很多理论探讨和广泛推动，很多高校（包括港台高校）已经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实践。这些也足以说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研究人文科学的人，同时作为一名长期兼做教学管理工作的人，自然一直关注并且力主重视人文教育。
关于古汉语与人文教育的密切关系，我想是不言而喻的。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血肉联系：“文字”（语言的符号）、“人文”、“文化”、“文明”，都有一个“文”字。 “文”字最初的写法，就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身上画着花纹。实际上就是花纹的“纹”的最初写法。由于“文”是人刺画的，且又是刺画在人身上作为标记或装饰的，与人紧相关联，因而便用“文”来指称与人相关联的事物。于是就有了“文字”、“文化”、“文明”、“人文”、“文学”等说法。由此可知，“文”字本身表现的就是人的创造；“文化”、“文明”、“人文”实际上都是指人创造的一切；“文字”（语言的符号）既是“文化”、“文明”、“人文”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它们的最重要载体，共有的一个“文”字就充分表明它们是浑然一体的。下面分几个方面具体谈谈你提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语言能力本身就是人的核心素质，它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正如语言使人从动物界走出来一样，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在古希腊，“语言”“理性”和“规律”是同一个词。在基督教经典中，语言和世界的开端是合二而一的。这无疑表明了语言对于人的重要性。至少有一点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人没有脑袋瓜子不行！脑袋瓜子靠什么来运转？靠的是语言！如果没有语言，人的脑袋跟牛马猪羊的头就没有多少差别。为什么有的人脑袋瓜子灵，有的不灵？我认为，脑袋作为肉体，一般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生理缺陷的除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能力的高下不同造成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呀，这就好比相同的计算机用了不同版本的运行软件一样，效果就是不同。所以我经常给学生讲：“掌握和使用语言，是为人的根本素质。不会语言的人，是痴呆；一般会语言的人是常人；精通语言的人是能人和天才。”因此，这就决定了语言能力的培养当是人文教育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无论什么人都务必学好。可见，汉语（包括古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既是直接为人文教育服务的，其实也是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语言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决定了语言文字的人文性和重要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就汉语汉字来说，其一，它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它记载、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一切成果，这是表层的；其二，汉语汉字本身也蕴含、昭示着汉民族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文化心理特质，这是深层的（这一层是专业之外的人一般未加注意的）。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不是大力倡导诚信吗，什么叫“信”呢？汉代的《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清代的学者段玉裁注解说：“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可见，“信”这个字本身就告诉我们“人言为信”，这实际上就表明了我们祖先的道德理想：人说的话应该是真实可靠的！再比如“仁”，古人说解很多，有的说得很玄乎，不好理解。其实很简单，看看“仁”字就明白了：它“从人从二”。这是在告诉我们，所谓“仁”，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朱熹所说的“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怎么为人？先哲们告诉我们，就是要“爱人以及物”（《周礼》中的话）。《
礼记》说得很具体：“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这个要求去做，都争做“仁人”，我们的社会将更加美好。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真是太博大精深了，是无穷的宝藏。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对此是认识不够的。我记得有个重要资料介绍，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有三分之二的得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发表了一个宣言，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话说转来，我们如果要发掘、利用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不学古汉语行吗？可以说，要学习、掌握、运用、研究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从另一个角度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当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三，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古今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大同而小异。因此，作为现代人，不仅研究古代文化要学习古代汉语，而且要学好用好现代汉语也必须学好古代汉语。一般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举一点就能说明古今汉语的联系：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词大多是从古汉语直接继承下来的，多音词尤其是双音词基本上又是由古汉语中的单音词构成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掌握了古汉语词，现代汉语的功夫也就至少过半了。实际上认真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平常用错词，写错字，或不认识一些字词，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缺乏古汉语知识。例如，为什么有的人把“不胜感激”写成“不甚感激”，把“地大物博”写成“地大物薄”，喜欢说“付诸于行动”、“付诸于东流”之类？就是因为缺乏起码的古汉语知识。如果多少学一点古汉语知识，就不会出现这类低级错误。因此可以说，学好了古汉语不仅可以博古，也可以通今。所以人文教育离不开古代汉语。
第四，时代呼唤重视母语教育，呼唤人文精神回归。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母语教育直至人文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严重滑坡。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相当一些人尤其是不少青少年，语文能力低下，人文素养贫乏，道德水平不高，理想信念丧失，人格发展不健全，这是令人堪忧的。有人说的更尖锐，认为现在有些人是“有知识，无文化”、“学历高，素质低”、“有才无德”等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方面我也是深有感触的。举个例子说吧：这几年我奉命参加了我们学校每年举办的珞珈科技文化冬令营（实际上是自主招生选拔的一种方式）的有关工作，尽管面对的都是全国各重点中学推荐来的优秀学生，但客观地说，很多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表达能力不是太令人满意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有些学生错别字一大排，说话令人不知所云。就连回答问题也模式化了，有的学生无论回答什么问题，都是海阔天空、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动辄黑格尔、弗洛伊德云云，但你让他举出他反复提到的某人写的一部书来，大多哑然。在能力测试环节上这两年我们都没有考作文，很多学生、学生家长和新闻记者感到很纳闷，在去年冬令营的一次现场交流会上，多人以质疑的口吻问我，既然是汉语写作考核，为什么不考作文？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怎么写，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考了。我现在说说你们的套路，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你们按照老师教的各类文体的框子，或按照你背下来的相类范文的模式，从脑袋瓜里搜寻来名人名言、典型事例、重要数据，朝框子里一装，一篇作文就大功告成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在场的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紧接着笑声一片。对此我们该作何感想？上述问题，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也不是个别地区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应该警醒。尤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为改变这一局面尽我们的责任。这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期待。
李：赵老师，你谈得确实很中肯、很重要。请问怎样才能把古代的东西与现代相结合，有效地实施人文教育呢？
赵：这也不是随便几句话能说清的。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必须全国上下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行。当然，教育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理论上多探讨，在方法上多摸索，在实践上多用力。事实上，有很多有识之士已在不懈努力，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等就做过很多工作。很多大学尝试开设有关课程，北京大学等高校专门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不少著名学者领衔编纂各种读本、教材。更为可喜的是，有关工作正逐步推向整个社会。举一个例子：2003年春，我们邀请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陈大康教授来武汉大学讲学，大家谈及人文教育现状，都有同感，陈先生提议，联合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在推动人文教育方面做些努力，我们中文系首先响应。没过几个月，他们联络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十所重点大学无一不积极响应。当年11月在华东师大召开首次会议时，应另两所重点大学文学院的强烈要求，发起单位增至13所。那次会议我印象很深，所有到会的院长主任们想法高度一致，一拍即合，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2004年暑假由我们13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旨在推进人文教育的“全国语文之星夏令营”正式开营了。每年一届。去年的主题是“母语在我心中”。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灵活多样，每届活动都有很大成效，都引起众多媒体高度关注。尽管刚举办两届，已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应该大力提倡读名著。我刚才提到过的美国的赫钦斯发起的“名著阅读”运动，绵延数十年，深入影响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值得借鉴。这方面美国的大学做得很好，我看过斯坦福大学1991年的核心课程目录，在“文化、观念及价值”类课程（被该校视为核心中的核心）系列中，设有“经典研读”类课程，专门研读世界名著，其中包括我们的《
论语》和《
道德经》。我国旧大学过去在这方面也做得很成功，遗憾的是没有延续下来。上个世纪90年代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曾为全国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开过一个阅读书目（100部），可惜的是没有能够广泛推行。近些年来，复旦大学等高校做得很好。2002年夏，我奉命接手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管理工作，配合当时的系主任龙泉明教授大幅度地调整本科生培养方案，增设了一批名著研读课程，并将《
诗》《骚》研读等课程列入专业必修课。同时，我们立即组编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共十种。为了保证质量，我们特约请本专业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知名教授担任各书主编，组建了编辑出版委员会。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2003年就开始陆续推出并运用于我们课堂。就这几年实施的情况看，效果不错。包括我们推出的系列教材也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可以说，大力提倡读名著，应是推行人文教育的行之有效的良策。2002年我在制订本科生培养方案调整工作方案和名著导读系列教材的编写方案时说了一些话，后来又加工写入了系列教材的《总序》（署名龙泉明），不知说的是否合适，你可以摘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兹摘录如下：
“……我们感到，过去全国高校中文专业教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一些共性问题：从课程构成看，通论性、概述性、通史性课程多，原典性课程少；从教学模式看，往往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重点，学生被动听得多，主动读得少，积极思考和自觉动笔更少。这便导致学生养成了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和对教材的一味拘泥。因而，学生阅读量小，写说能力弱，理论知识较空泛，专业基础欠扎实，更缺乏勤于思索的习惯、勇于质疑的意识、大胆批判和积极创新的精神。这似乎已是全国高校中文系同仁的共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便从调整课程体系入手，压缩通论性、概述性课程，增加原典性、实践性课程；减少教师讲授时间，提高学生自己阅读和思考的比重。努力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师生有机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促使学生扎扎实实地读原典。通过读原典，来打牢专业基础，锻炼自我钻研能力，培养扎实学风，熏陶思想品格，提高综合素质。……‘导读’，主要是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和有助于阅读理解的相关材料，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尽量多给一些启发，少给一点成说。其目的是把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己研读，自己咀嚼，自己品味，自己感悟，从而获得能力的锻炼、知识的积累、感情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
李：赵老师，据我所知，您也很关注现实语言生活。所以还想请您谈谈与现实语言运用有关的一个问题：在汉语发展史上，汉语与外语、汉语通语与方言之间的词语渗透现象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现象更是势不可当，对我们的现实语言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对此您怎样看？需不需要规范？
赵：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吸收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可避免。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语言接触和相互吸收对于语言发展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吸收外来词为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进一步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和适应性，给交际交流带来了方便。但过滥的词语渗透也往往会给语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指出过一些负面现象，例如：1.不必借而借，不从需要出发，只是为了时髦和标新立异，或表现所谓的学问。2.借用形式杂乱，没有一个基本的规范。3.肆意生发，大量采用仿拟说法，让人难以理喻。4.滥用缩写，硬性简化，使人不知所云。5.汉外文混用泛滥，人为地造成理解困难。6.食洋不化，一味趋洋求异，出尽洋相。面对这些问题，应该寻找适当对策，以保证我们母语的健康发展。我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诊治病根。外来词使用上出现泛滥混乱现象，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社会心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外面的世界令国人眼花缭乱，一时间经济发达国家的一切几乎都成了某些人向往目标、追逐的对象。就连用词上也总想来几个“洋味儿”的。这种趋洋求异猎奇的心理无疑是外来词泛滥的主要导因（在汉语内部出现的“南语北伐”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很赞成郝铭鉴先生的观点，“要整治语文混乱……首先要从‘心理治疗’入手”。二是加强引导。在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上，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①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种传媒要大力宣传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传播语言文字规范知识，监督社会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纠正各种语言文字混乱现象。②各种传媒要做语言文字规范的榜样，在外来词语的使用上，不趋洋媚俗，严格把关，力避滥借乱用。③建立规范。语言固然有其“自然性”，但毫无约束地顺其自然，必然导致混乱。因而，对于外来词语的吸收和运用不能一味从“俗”，放任自流，应建立基本的规范。比如在译词的方式上、词形的选择上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科学范型。至少可以对于已经流行开的外来词语进行专门研究，认真筛选，分步规范，最后以法定形式予以确认，而不能完全听任“约定俗成”。在这一点上，汉字规范的种种方式和手段是很值得借鉴的。这些是我十多年前的观点，今天基本没有改变。另外我告诉你一个信息：可喜的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十五”科研项目中专门就“字母词”的规范问题立了专项。该项目由暨南大学的郭熙教授主持，已经拿出了初步的规范方案，正在广泛地征求意见。郭教授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该方案的基本内容，已收入我牵头编辑的《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第三辑，上个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
李：最后，想请您就您对我们杂志的了解，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性意见，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将刊物办得更好。
赵：你们主办的《语文教学与研究》和《文学教育》我读过一些。两刊都很有特色，颇有品位，影响很大，你们花了大量的心血，我作为读者要感谢你们！对于办刊，我是外行，不敢班门弄斧。不过，我倒想顺着刚才的话题说点儿建议：作为颇有影响的语文刊物，你们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勇于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新的形式，大力推动人文教育，为进一步提高民族素质贡献更大的力量。也许很多读者都有类似的期望，供你们斟酌。
李定清，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