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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文明带来理性，理性带来秩序，也使人更加压抑，压抑着童年时对快乐的自然幻想，压抑着人类原始粗野的欲望和冲动，压抑着对感情肆无忌惮地表达。因为历史理性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1]尽管人类的原始热情和生命力被置于漠视的地位，人却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力，用极度的个性抗争迸发出生命的永久活力。曹禺先生真切地感受到理性的压抑和生命力的抗争，用独特的象征意象和艺术手段呈现两者的紧张对抗。
       一、父亲：历史理性的象征
       “父亲”一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象征着权威、力量和秩序。人类之初是没有父亲的，“圣人皆无父，感天地而生”。父亲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象征之一，是历史理性的代言，他压制个体生命感觉，规范个体伦理自由，漠视个体自身的生命体验。因此，对于父亲的仇视，在人类早期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荷马史诗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费琉斯在法庭上为赫剌克勒斯辩护，公开反对自己的父亲奥革阿斯，对父亲的出尔反尔表示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源于对个人付出的否定，是对压抑人的热情的一种拒绝的姿态。
       在《雷雨》中，历史理性以命运的方式出现，而神秘莫测的命运源于父亲。戏剧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挣扎在命运的浊流中，他们“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2]但这种挣扎却以悲剧的结局收尾。剧中人不时地把自己的遭遇归因为命运的作祟，侍萍回答周朴园的问话时悲愤地说：“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把四凤和周萍的悲剧归为自己造的孽。但是稍加追究，就会发现剧中人的悲惨遭际并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渗透到人们思想中去的历史理性造成的。因为在原始先民看来，杀父娶母并非不道德，俄林波斯圣山的天神宙斯就是杀父后娶母亲该亚为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感性走向理性，理性带来秩序，带来道德规范。在《雷雨》中，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新兴资本家周朴园，充当了隐形的历史理性的执行者。他冷酷、专横、自私。他要求家人绝对服从，粗暴地逼迫健康的蘩漪喝苦药，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显示他的绝对权威，确立命令与服从的秩序。可是，正是周朴园年轻时的始乱终弃和本性的冷酷、专横，造成下一代一个个踏入乱伦的深渊。周萍果断地结束与后母繁漪的乱伦关系，“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真诚的努力却让他陷入更实质的乱伦之中。当一切真相大白时，无辜者都受到天意的严厉惩罚：四凤触电身亡，周萍自杀身亡，侍萍、蘩漪精神失常。他们为摆脱桎梏而导致毁灭的悲剧，是人类反抗历史理性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的一种艺术写照，体现文明社会的理性秩序强悍的规约性。
       二、母亲：人类生命力的象征
       “母亲”一词具有超文化的意义，是超历史的自然概念，在文化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事实就已经存在。《诗经·大雅·生民》开篇即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3]大意是说，姜嫄受神的感应而生后稷。在这里，后稷的父亲处于缺失的地位，母亲却是生民之源。可以说，母亲是大地丰饶的赐予者，承载着女性的伟大，给人类日常的生活增添了无数的脉脉温情。如果说父亲象征着权威，那么母亲则意味着生命的温情和延续。对母亲的依恋，就是对生命的眷恋；对母亲的崇拜，就是生命的企望和礼赞。
       母性的爱和光辉、生命力的炙热在曹禺的笔下表现得酣畅淋漓。在《雷雨》中，侍萍在生下鲁大海三天后被赶出周家大门，30年饱尝人间的辛酸和苦痛，依然坚韧地活着。这种韧性，充分显示出人类生命的柔韧性。作为母亲，侍萍甘愿承担儿女在不明身世时造下的一切恶果。侍萍的善良、慷慨，带有母性的崇高，也是对年轻的生命力的疼惜和维护。与侍萍的呵护迥然不同的是，繁漪本身就包含着超常的生命力，有着不能把握的、甚至摧毁一切的强大的热情。她不顾一切冲决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不惜放弃甚至亵渎圣母的光辉，赤裸裸地要求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情欲与性爱，这种超常态的欲望象征着生命力的郁热。曹禺本人在《雷雨》创作完成后这样评价繁漪：“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也许蘩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4]繁漪身上所体现出的自由奔放的情感，是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粗放的欲望和冲动，是一种自然的快乐状态，是现代人所梦寐以求的。她的疯是对理性的冷眼相对，是因为在疯子的世界里，理性毫无意义，感情自由地表达，生命力自由地张扬。
       三、个性抗争：解构历史理性的手段
       当历史理性以规律和秩序为手段要求个体为之奉献时，个体价值就被漠视，个体的生命感觉必然处于困顿的无奈状态。然而人从来不会听天由命，而是选择一往无前，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力量去进取。即使个性抗争只是在理性的牢笼中困兽犹斗，抗争也永远处于现在进行的时态。正如尼采所言：“面对这疯狂的、声势浩大的群唱，那吟唱赞美诗、拨弄竖琴发出幽灵般乐声的阿波罗艺术家算得了什么呢！……凡狄俄尼索斯涉足之处，阿波罗精神就被抛弃、被毁灭。”[5]历史的前进需要消耗人类难以计数的生命，个性的抗争也不会因历史理性的无情而退缩，这种持续的抗争是个人生命欲望的扩张，是酒神精神的飞扬。
       《雷雨》是一部充分肯定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内在欲望，张扬酒神精神的作品。繁漪，有着对生活的狂热渴望，对幸福的爱情的憧憬。她还处在做梦的年龄却不得不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大她20岁的周朴园。周朴园冷酷、伪善、自私，过于理性化而缺乏生命的活力。相反，繁漪年轻、漂亮、富有激情、生命力强盛。她和这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渐渐地被“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她的生命活力几乎被窒息。当周萍出现在她的面前时，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埋藏在心底的被压抑的东西驱动她逃出那口“残酷的井”，摆脱那个里里外外都像发了霉的家庭的桎梏。而周萍早已厌恶自己与继母的畸形关系，他又紧紧抓住四凤，想由一个青春而充满活力的灵魂拯救自己。当残酷的现实露出狰狞的面容时，所有年轻的生命在瞬间被毁灭，有着炙热的生命力的繁漪和善良的侍萍绝望而疯，只有僵化而寡情的周朴园仍清醒地活着。在这里，历史理性再次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把所有的生命都抛入黑暗的坑。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突围的努力，每个人都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创造着自己渴望的未来。生命的消逝和疯癫突显出抗争的力度和独特性，巨大的历史理性无法取代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独特感受。作家详尽地描叙个人的挣扎，用个人的突围和生命的破碎来解构权威的历史理性，用个体的酒神精神砸碎一切对生命的束缚，努力把生命从文明的遮蔽状态中拯救出来。
       总之，曹禺倾心地描叙命运的漩涡，突出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他选择具有家庭权威的父亲为意象，生动地揭示出历史理性的残酷。他又激情四溢地描叙在命运的火坑中挣扎的人，细致地刻画个人在抗争过程中的各种感受，用个人的体验使历史理性的樊篱土崩瓦解，并从母亲那里找到生命力迸发的源头和活路，表达出生命的坚不可摧。在他的笔下，虽然高贵的生命都被摧残得有的死，有的疯，有的流离失所，但是从本质上讲，人类并没有被命运的力量征服，因为在狄俄尼索斯式的反抗过程中，人类既经受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灾难，也获得了旺盛的生命活力和昂扬的斗争激情。
       注释：
       [1][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2][4]曹禺，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第185页。
       [3]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5][德]尼采著，悲剧的诞生，赵登荣译，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刘庆，女，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