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小说最初的滥觞——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迄今只有短短二十年光景，但其人数之众，影响之巨，皆为近年少有。在新历史小说早已“寿终正寝”的今天，我们还是能从充斥坊间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演义”小说以及电视台黄金时段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当中感受到新历史小说的流风余韵。特别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中的所谓“新生代作家”、“七十年代作家”、“八十年代作家”甚至“九十年代作家”而言，“历史”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其精神的避难场所，人们眉开眼笑地在享受这顿文学大餐。
假如我们乐于重读一些当代文学史上的传统历史小说，会发现这些作品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主题之下：都叙述一个伟大新生事物的诞生过程。其人物形象呈雷同化、类型化倾向。高度一致的历史认知，导致作家的创作个性几乎消融在主流话语的独白中。与此相反，在新历史小说的经典文本中，历史不再是单纯线性的发展过程，不再是一种“钦定法旨”的“解经学”，而是一道布景、一个载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存体，它更乐意遵循故事的讲述法则。
一
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小说的颠覆首先是历史动因的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再局限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而是较多地从人性角度来观照。我国很长时期以来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圭臬，坚信历史是有规律地进化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在历史方面能够经得起考验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是很难获得的。”
[1]他认为，任何理论，只要它是科学理论，就终有一天被证伪。他提炼出这样一个公式：（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波普尔把他的这种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运用到历史领域之中，他认为科学理论最终将被证伪。历史则不那么简单。在历史中，我们掌握的事实总是非常有限，历史又是过去的人和事，无法按我们的意志去重演或补充；再说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还是按我们的观点去搜集的，所以一种历史理论一旦产生，我们就根本无法像检验科学那样去检验它，证伪它。
新历史小说至少在两个方面不经意地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框框：整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整体主义把我们所能认识的有限的个别史看成是人类的普遍，并试图从这里寻找出历史的线索、规律、意义；乌托邦主义则建立在整体主义之上，认为历史有规律，人们可以据此预言未来，控制未来的过程，以实现某种理想。既然历史没有规律可言，新历史小说凭什么解释历史？我们认为新历史小说中用以解释历史的共同东西是人性。一些经典文本如《红高梁》、《苍河白日梦》、《白鹿原》的主人公我爷爷、曹光汉、白嘉轩即是明证。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强调人性也应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即事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2]当然，我们不必讳言，新历史小说常常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新历史小说对于诸如凶人恶汉、杀人越货、神秘死亡、闺房斗角有着无比饕餮的消费力，这不免有些矫枉过正。
二
新历史小说不再出现顶天立地、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样一些场景：传统英雄曹操满口下流话；地主的儿子一不小心干出了英雄壮举；最英雄好汉往往也最王八蛋……我们感受到这样强烈的信息：历史其实是无主角、无主流的，小民百姓的日常性存在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历史是人的活动，叙写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历史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新历史小说中英雄的缺失开启了方便之门。从另一角度观照新历史小说中英雄的销声匿迹，我们还会发现传统文化中的英雄的虚伪之处。在古代，人的理想目标是成“圣”成“贤”，封建伦理的纲常规范被奉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准绳。人们要摘取英雄的桂冠必须匍伏在它之下，后世英雄们的人生道路都是既定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人的主体地位受制于另一最高律令式的价值准绳。英国散文家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宣称：“世界史，人类在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作为的伟人的历史”。纵然卡莱尔的幼稚遭到了唯物史观的嘲笑，但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史学家，也会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英雄造时势”，后者认为“时势造英雄”。新历史小说则选择了别样的历史主角。
在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叙写的主体是人，这个人不是个别人或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大写的人，人的总体。构成历史主体的不是个别的英雄人物，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自于小民百姓近乎本能和无意识的生存活动之中。这种历史观无疑要比眼睛盯在革命、战争之上的历史观更能抓住历史的根本、人的根本。
三
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没有规则可循，更无规律而言。令人关注的是新历史小说没有走向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与其说是作家们对历史感兴趣，倒不如说对当下的现实感兴趣，对自身感兴趣。换言之，在洞悉了历史的无规律、无意义之后，作家们更清醒地自觉意识到现实生活中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综观新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最终回答的是当代人的焦虑、渴望，作家们并不是要达到那个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而是旨在追随、认识、改造不断变化的现实。近来，愈演愈烈的戏说、演义之风迫使我们追问：作家们为何选择历史作为认识现实的载体？显然，他们没有像福克纳之于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之于湘西故乡一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构起一个“新”世界。当代作家是“不幸”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型的“旋转”社会中，这是文化溃败的时代，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已摇摇欲坠，人们的内心信仰也游移不定，新的文化、道德范式还杳无音信，生活厚度的缺失导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单向度、平面化、本能冲动、浮躁、绝望、焦虑的最佳突破口。既然现实无可捉摸，未来没有方向，“历史”顺理成章地成为其精神的避难场所，作者们在其中肆无忌惮地演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有些等而下之者则难免专攻三角四角、下体膨胀……终于坠入云里雾中。当文化形式或美学形式沦为官能性狂欢的饰物时，一种内在的可怕溃烂就不可避免。我们很容易发现浮现在商品大潮中的不少一心同“谋”、甘愿触“电”者成群结队，乐此不疲。但在浩荡的戏说与演义的写作大军中，显然无人能如大仲马那样坦荡声称“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
[3]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把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另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并认为前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的，后者“倒无需怎样的手腕”。
[4]今天我们回眸新历史小说走过的短短历程，发现它既非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也非随意点染，胡乱铺成，这是历史小说的“第三种”，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新历史小说的短寿在劫难逃，我们不惮于甚至乐于看到这样的结局。作为新时期以来一次巨大的文学事件，新历史小说留给我们一个同样巨大的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田汝康、金重远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8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第二页 人民出版社1995，2。
[3]引自张英伦《名作欣赏》［J］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1，（3）。
[4]《
鲁迅全集》第二卷《故事新编·序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
王健，男，江苏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基础科学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