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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学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的阐释，乃新课程和近几年高考文学作品阐释的一大趋势和特征。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化层面去解读，能突破过去中学文学作品解读的狭隘的社会历史学或政治学解读框架，使文学作品解读更具鲜活而深刻的文化生命，因为任何文学片段都是所处语境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或折射，都蕴涵着语境中所指的深层结构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或者一种文化情绪。下面试就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做一番文化意义的阐释。
       1.鲁镇酒店格局的文化内涵
       作品第一自然段有这样几个关键语句：“当街的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隔壁的房子”。“大柜台”、“隔壁”的“壁”共同把酒店分成三个部分(短衣帮——掌柜——穿长衫)和三个世界(劳动世界——金钱世界——权利世界)。这三个世界组成了现象世界的复杂关系，即老百姓——商人——权势的关系，而老百姓与商人是消费关系，商人与权势是消费与寻求保护的关系。
       2.“穿长衫”、“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化象征
       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持有这个票证可以领到权利和金钱，而一旦不具有领到权利和金钱的功能，它就毫无意义。“穿长衫”是有文化的标志。只有当这种文化同权利金钱相结合时，它才被人尊重、被人敬畏、被人崇拜。到了孔乙己这里，“文化”才从文化、权利、金钱三位一体的形式中剥离出来，“文化”就成了赤裸裸的文化。所以孔乙己的“长衫”同那些长衫顾客的“长衫”迥然不同，因而所受的待遇也就不一样，只能站着喝酒!
       如果说“长衫”是孔乙己的文化象征，那么他的“满口之乎者也”则是他的文化的表现形式。这种话语文化同长衫顾客的文化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他不再同金钱权利相结合。作为文化的外在的物化形式的“长衫”和“满口的之乎者也”，只有在孔乙己的感受中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是温暖他心中唯一的东西。而这些在周围人的眼里毫无意义。因为周围人能感受到的只是权利和金钱的实际用途，而感受不到文化的用途。因而，孔乙己的满口的“之乎者也”自然受到“我”和“短衣帮”在内的周围人的嘲笑。
       20世纪80年代的皮鞋(与草鞋相对)，90年代至今的文凭长衫，其实都是当代读书人的文化的转换形式。
       3.孔乙己的“识字写字”与“抄书”的文化象征
       文化有多种用途，有权势文化，有商业运作文化等。权势之运作不需要孔乙己帮忙，从事经营活动的掌柜不需要孔乙己服务。“幸而写的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书，换一碗饭吃”。因此，抄书作为文化的一种实用形态，对孔乙己而言就是唯一有用的生存依靠。
       王富仁说：我总觉得，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做的仍然主要是抄书的工作。我们把古代的书反复抄下去，把外国的书不断抄进来。我们就在这抄书的工作中换一碗饭吃。
       4.孔乙己的“偷”的文化象征
       什么是偷?“偷”就是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的行动。偷什么?“书籍纸张笔砚”。
       偷谁的东西?偷何大人、丁举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不偷短衣帮、掌柜的?却偏偏偷何大人、丁举人家的“文房四宝”?
       文化的拥有有两种方式：一种不需要文化的却拥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认为最有文化的人；一种需要文化却没有权力而被社会视为没有文化的蠢材，到处受人嘲笑。书籍纸张笔砚是文化的工具，“人上人”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最多视为点缀与摆设。孔乙己需要这些文化的工具，是要靠这些过活的，但他却没有。然而，孔乙己的生命意识中觉得这一切实际上是应该属于他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尽管他知道偷走这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偷。
       孔乙己不去偷商人的，是因为在中国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里，重利轻义的商人历来不被知识分子看好，知识分子也不愿跟他们打交道。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为天下”，“与权势始终唱着不和谐的强音”是中国知识分子“臭脾气”。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很胆小、很软弱，但经常做出人们难以相信的蠢事。所以，孔乙己偷既不是一般商业性的偷，也不是避开惩罚的小偷式的偷，而是心理失衡向权势挑战式的偷，偷的级别越高，所带来的惩罚就越厉害。正如掌柜所言：“这一回，是自己发了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么?”
       何老爷、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最高的权威象征。他们痛惜的决不是这点“财产”，他们愤慨的、最不能容忍的是穷酸的孔乙己对他们权势地位的漠视!所以他们毫无人性把他“吊着打”、写“服辩”(即承认打人的合理性)，“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或许死了”。
       所以，发自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的必然结果便是偷。他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剧境地，他的心理越是不平衡；心理越是不平衡，他越要向更高的社会权威挑战。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一种内在的意识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反对皇帝的人便感到与皇帝是“平等的”，反对臣僚的便感到与臣僚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心理上的“平等”，随着实际“不平等”地位差距的拉大，这种寻求“平等”的方式越是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
       “偷”的一般原则是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然而，孔乙己并不在乎这些游戏规则，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臭脾气。在中国文化中，“窃铢者株，窃国者为诸侯”、“以成败论英雄”早成了中国历史的定论。
       5.孔乙己与“青年和儿童”
       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与同情的人必然寄希望于未来，凡是自感于社会无能为力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一个在成人世界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吗?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制的幻想。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人，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决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落魄的人，决不愿“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一个成人想亲近儿童和青年主要有两种方式：知识的灌输和经济的帮助。孔乙己在这两方面都不够格，所以小伙计拒绝了他，因为他不配；儿童拒绝了他，因为他没有钱可买更多的食物——“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与青年、儿童的文化的转化形式：权力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经济世界使我们感到寒酸，劳动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孤独与羞涩。只有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青年和儿童，才不会对我们构成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和威胁，因而中国知识分子本能上就亲近儿童和青年。儿童和青年会亲近我们吗?在一个非知识经济形态的时代和社会是不会的，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幸福的前途。
       因此，《孔乙己》主题内涵可以说是对科举制的控诉。鲁迅曾参加过一次乡试，没考下去。18岁的他经历这次遭人眼光的刻骨铭心之痛，因而鲁迅小说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所描写的事大多是亲身体验的。那么，中国的国民性是什么?“无爱”。鲁迅曾经讲过，中国人吝啬，甚至吝啬到一张笑脸都不肯给。《孔乙己》中的笑是嘲笑、嘲讽，是捉弄，每一个人在孔乙己面前似乎都可以得到满足，满足自己的他虐心理、自然陶醉的心理。其实，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对科举制的控诉，他所描写的是以孔乙己为圆心，折射出人们对孔乙己的态度，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无爱的人间”。鲁迅向每一个读者发出责问：“你对如此落魄的人是什么态度?”，也许人们有这样一种心态希望：有一个弱小者来满足自己的心理优势。
       186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以“求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1903年盛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中国现代张扬的两面旗帜。学以致用、格物至知、务实求真、崇尚逻辑的科学精神打破一统天下的务虚的传统人文学科主流地位。中国呼唤新青年的到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大声呼唤以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塑造的中国新青年的未来。所以，一个学业或知识结构单一、脑体对立的畸形旧式知识分子很难与时俱进，很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一席之地。鲁迅站在历史的进程中提出这一深刻的文化命题，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化生命的终结》所言：旧的文化传统以孔乙己的死亡而走向了尽头，新的文化的曙光即将到来，旧的文化传统的丧失，新文化出现之必然。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月第一版。
       2.陈漱渝《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争论》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5。
       3.马以鑫《现代文阅读八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
       陈发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程昌玉，重庆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