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爱祖国、爱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具有的高贵品质，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永恒的信念。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诞生之初，他们就把祖国看成是自己的母亲，以圣洁的感情挚爱着她。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知识分子深信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帮他们摆脱困境。他们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妈妈。他们几乎把大地母亲与圣母混为一谈，寻求前者的庇护”。他们真诚地为祖国的强大而欢欣，为祖国的落后而忧伤，即使身受专制政权的迫害，甚至身陷囹圄或流亡他乡也将祖国珍藏在心而痴情不改，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众多的俄罗斯第一流思想家被苏维埃政权逐出国门，他们虽散居在世界各地，但仍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创办研究所、出版社，著书立说，探讨、研究俄国的各种问题，从源头上反思俄国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追寻俄国19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研究东正教神学和基督教哲学，探索俄国与西方世界的可能关系，为俄国的未来设计种种蓝图。还有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虽饱经磨难，但至死也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虽然被当局视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但当他得知政府可能将他驱逐出境时，他给苏联领导人写信恳求：“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死亡”。他拒绝出国领奖，两年后终于死在国内。无独有偶，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因担心出国领奖后当局不让他返国，他也没有出国领奖。但他终于还是在1974年被当局剥夺国籍，强行驱逐。
       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祖国有着强烈的孺子之情，他在一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苦恋着俄罗斯母亲，以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表示着忠诚。1941年，当卫国战争爆发时，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索尔仁尼琴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战场。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出生入死，勇敢机智地率领自己的炮兵侦察连屡立战功，自己也两次获得军功章并晋升大尉军衔。由于他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和思考，所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与同学的通信中质疑神坛上的领袖斯大林，结果在前线被捕，1945年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获刑8年，刑满后又被流放3年。正是这个灾难，造就了当代俄罗斯一个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的黑暗中看清了现实，激发了反抗专制、直书人生的绝大勇气。他决心以自己的笔，为祖国的过去和未来，记录下苏联劳改营的真相和自己的血泪思考。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方式，以“深水鱼”的秘密姿态，在死亡的威胁下，写了大量不为世人所知的作品。在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政局开始“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索尔仁尼琴这条“深水鱼”终于浮出水面。1962年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立刻震动了整个苏联。这部苏联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斯大林统治时期劳改营题材的文学作品，通过劳改犯伊凡·杰尼索维奇·苏霍夫在劳改营一天的经历，高度浓缩地表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劳改营的内幕，真实地反映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赫鲁晓夫称这部小说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它为当时排除阻力、继续清算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这部小说也为同类题材的苏联文学开辟了道路。从此，一批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文学作品随之而来。人们的思想终于像一只出了蛋壳的小鸟一样，再也不会回到那个蛋壳里去了。索尔仁尼琴就是那个打破苏联思想和文学禁区坚固蛋壳的第一人。正如他说的：“文学可以加速历史前进的脚步”，他以自己的小说加快了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为推动祖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使索尔仁尼琴一生仅有这一本书，他在俄罗斯文学史和历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抹杀的。
       苏联政局，乍暖还寒。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官方的责难和压制。他没有屈服，而是以更昂扬的战斗姿态，于1967年苏联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公开信，抗议政府“对文艺创作中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向专制极权挑战，结果被剥夺了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面对专制打压他毫不妥协，他将自己的《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在地下和国外出版，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并理所应当地获得了197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以自己作品巨大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在国际上为俄罗斯母亲赢得了尊严和荣誉。1973年9月，他在被当局监控的情况下，依然提笔写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从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建设、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希望苏联当局能改弦易辙，施行善政，使祖国富强，充分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1974年，索尔仁尼琴终于被苏联当局再次逮捕，剥夺国籍，递解出境。年过半百的索尔仁尼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在踏出国门时，索尔仁尼琴郑重地发誓：“我将活着回到祖国”！在流亡中，他将自己的居留地选择在酷似故国风景的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小镇，以此来慰籍乡思。在客居异乡的漫长岁月里，他时时刻刻关心着故国的一切，深入思考着祖国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前进方向。专制政权倒台后，1994年，去国20年的索尔仁尼琴毅然放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了尚处在动荡与艰难中的俄罗斯母亲的怀抱。
       此时的俄罗斯，政权更替，百废待兴。经济滑坡，权力腐败，民族精神不振，国家安全堪忧。在第三个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俄罗斯又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上：“俄国向何处去”？——这个困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百年的老问题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诞生以来，便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给祖国规划着发展的路径。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还是西方式的道路？谁将领导俄罗斯？俄国的落后与人民的苦难究竟是谁之罪？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斯拉夫派、西欧派、民粹派、路标转换派，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知识分子都苦苦寻找着适合俄罗斯发展的正确道路。俄罗斯在漫长的、艰难曲折的摸索中走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历史的这个岔路口。此时的索尔仁尼琴用自己的“政论三部曲”——《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给俄罗斯母亲交上了一份自己的答卷。针对19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谁之罪”和“怎么办”的历史问题，索尔仁尼琴一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简而言之，一是要实行人民的“自我管理”，恢复十月革命前俄国就有的“地方自治会”，由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来管理一切事务。二是要“悔过和自我克制”，要依靠东正教信仰来纯洁社会风气。“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的发展高度”。此外，索尔仁尼琴还强调“不要靠谎言生活”，“只有当俄罗斯人有了言论自由，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到来”。索尔仁尼琴的“救世新术”更多地承继了俄国历史上斯拉夫派的思想，又赋予了新时代的内容，因此有人称其为“新斯拉夫主义”。虽然有人不完全同意索尔仁尼琴的政见，但也不禁对他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肃然起敬。捷克作家哈维尔说得好：只有承担了历史苦难的人，才拥有对祖国未来的发言权。
       索尔仁尼琴是个爱国主义者，但他决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更不是偏狭的民族主义者。在“血缘国家”和价值观念当中，他更看重后者：“应该正确地指出，在辽阔的、许多世纪可以自由流动的俄罗斯草原上，许多民族已同俄罗斯民族相融合。但是，当我们说‘民族性’的时候，并不是指血缘，而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价值取向。血缘上的融合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文化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而且大家都在心灵、意识和情感上忠于这笔遗产——这就是他们，即俄罗斯人”。
       索尔仁尼琴的爱国思想已超越了东西方的政治地缘，也超越了意识形态，而和追求真理融合在一起了。他的一生，是为了寻求俄罗斯和人类的真理而反抗强权的一生。正像恰达耶夫所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我首先用真理为祖国承担义务”！
       李小驹，男，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此文为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系列论文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