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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
水浒传》在艺术上最成功之处是塑造了叱咤风云、面貌各异的英雄群像，千百年广为流传。在这部巨著中，作者也着力塑造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女性形象，达七十多人。这些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真实地描绘了北宋末年妇女生活的画卷，突出了重大的历史主题。
一、英雄女杰，被男子征服的历史
在古代文学的长廊中，《
水浒传》作者破天荒地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仗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的形象。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沙场，不可不视为一种平等，体现了作者民主思想的萌芽和极大的胆识。
三位女英雄堪称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三员杰出的女首领，为梁山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见临危不乱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在此谋划之中，孙二娘表现出感人肺腑的对亲人的关切、动人心弦的兄嫂情谊，那超人的胆识，更令人钦佩。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解宝被豪强毛太公陷害入狱，定成死罪。为劫牢救人，她设法争取盟友——孙新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先佯装有病，后持刀相逼，软硬兼施以达到预期目的。这种一往无前的气概，令人折服。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的武艺又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身份，掌管酒店，打探消息；扮村妇，做智取大名府的内应；装艄婆，当“争功夺城”的先锋。若论打家劫舍、除暴安良、征讨敌寇的言行举止，她们与李逵、鲁智深等好汉确无多少差别。她们分明是巾帼女杰。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
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三位女英雄尽管武艺高强，显然居于她们丈夫之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她的丈夫孙新而去。
三位女杰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一仗青扈三娘了。扈三娘本是定亲待嫁的大家闺秀，两军阵前骁勇非凡，也只落得个听凭摆布的结局。先做宋太公义女，又应宋江主张，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妻。到头来，丈夫身亡没来得及有任何感情上的表示就随之而去了。扈三娘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十个回合活捉了王矮虎，刀法娴熟的欧鹏斗一仗青不下，若不是援兵纷至，宋江亦只待束手被擒。虽然扈三娘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列五十九，也算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她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在于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不在于嫁给了其貌丑陋、贪酒好色的手下败将；也不在于丈夫战死，报仇之中随之而去。其最大的不幸是在这种灭顶之灾、突起大祸的面前，在人生重大感情变迁之中她木然处之、无动于衷；面对决定终身的不如意的婚姻，她却唯唯诺诺地“拜谢了”。可见，“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完全束缚了女英雄的性格发展。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
二、“出规”女性，非人道社会的悲剧
中国封建社会的宋代，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妇女的命运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社会不给她们出路，作者同样没有给她们出路。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是《
水浒传》中的四位“淫妇”，她们都是与人通奸，被人杀死的。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宋江“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潘巧云被“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贾氏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没有给四位女性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有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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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对女性婚外情是十分仇视的。小说里面对于几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女性的惩罚，可以说是非常残忍的。作者描写武松对潘金莲实施酷刑的时候，以及杨雄对潘巧云实施暴虐的时候，对暴行的实施者没有一丝的责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在作者头脑中的作用。
在这一群体形象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潘金莲。她承受着数百年中国人对之“淫妇”等道德意义上的唾骂。潘金莲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悲剧。
自幼为奴的潘金莲，“不肯依从”张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的武大。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能忍受。在夫贵妻荣的风习之下，潘金莲有一颗多么受伤的心！潘金莲是一个使女，她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但她是女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要过正常的生活。于是，她选择了红杏出墙，也选择了她人生的悲剧。与武二郎的相见，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这是一个非人道社会压迫出来的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罪恶道德体系压迫下产生的抢夺生活权力的变态抗争。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坠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更可悲的是，西门大官人还进一步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制造成杀人犯。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观念体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否定个体的人性存在，绝对要求一切个体人性服从于群体所尊崇的理性规范。相对于社会构成，每一个体的人性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之下，任何要求肯定个人存在价值，要求尊重个人的感情、个人意志、个人生活的想法和作法，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戒律的，都被指责为个人品质堕落。残酷的报复、廉价的买卖、任意的摆布、无奈的依从，潘金莲就是这样的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
即使在当今开放的现代社会，提倡男性和女性社交工作机会均等，现代家庭夫妻俩都工作的情形普遍，而相对的，已婚男性和女性发生婚外情的机会也增加。虽然社会对于婚外情的道德尺度逐渐在放宽，不过这种尺度放宽的情形因人而异，更因性别而异。男性发生婚外情往往被称为“风流”。女性则被称为“红杏出墙”或“给丈夫戴绿帽子”，负面的含义较重，尤其是“绿帽子”对怀有沙文主义情结的男性更是极大的羞辱。我们从中仍可感觉到封建伦理道德的余温。
三、底层女性，被损害侮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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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出现的女性群体，作者所持的态度不同，有揭露批判的对象；有歌颂、赞美的对象和寄予了同情的对象。而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占相当的比例，除林娘子、金翠莲、李师师外，还有王进的母亲、王有金的女儿、宋玉莲等人物。她们都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甚至是次要而次要的人物，是作者为繁衍故事情节而塑造的形象。作者对此着墨不多，有时只是寥寥几笔，便刻画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类妇女的同情，倾注了怜悯的爱。作者都为她们安排了结局，即现实生活中的出路。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被封建社会或传统道德逼得自尽，一是获得暂时安稳的生活，个别人还获得“衣食丰足”的富贵。
林娘子算不得贫弱女子，其夫、其父均为京城教头，可算是上层社会的贵夫人。而自她一出场，便是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妇女形象，只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作者以深沉动人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林娘子短促一生的最后时刻：斥戏、拒奸、劝夫、殉节。尽情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反抗精神，对林娘子给予了真切的同情。
金翠莲是《
水浒传》开头出现的弱女子，被郑屠夫“强媒硬保”、“虚钱实契”霸占了身体，“未及三个月”便被赶出，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她在随父卖唱中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仗义疏财，拔拳相助，使金翠莲父女摆脱窘迫之境。之后，金翠莲被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有了个好的生活出路。
在众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李师师可谓引人注目的一个。她依傍当朝皇帝，是名著一时的烟花妓女。作者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梁山队伍招安受挫中选择了这一下情上达的理想人物。作者把李师师放在政治斗争中去写，实际上让她直接参与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李师师既有头脑又深明大义，她理解梁山好汉的处境，同情并尊重他们；她明辨是非，对蔡京一伙深为不满。然而李师师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与宋徽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妓女。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了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充分暴露了李师师内心的矛盾和向往，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远超出达官显臣的妓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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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真实刻画封建社会的妇女群体形象，也显示出作者的特别用心：它告诉世人，一个好女性只有严守闺训，严守礼教，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名节昭彰天下，受到推崇。
汪红旗，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