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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彻它。精巧、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沈从文创作的座右铭。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具独特思想和艺术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涉及面广，既有都市讽刺，又有改写的少数民族传说、佛经故事和富有浪漫色彩的乡村传奇，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二元对立的都市世界和乡村世界。在这些作品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是乡村题材的湘西小说。他以湘西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为题材，以充满感情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湘西传奇，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且富有湘西特色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描写的基石便是“人性”。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在理论上一直主张文学只有表现人性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本文试图通过他的湘西系列小说来探寻其人性观。
       一、追求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境界——健康人性之唯美
       沈从文认为“生命”的基本属性是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在他看来，生命力植根于爱，抽象的爱是牺牲精神的源泉，生命不在于追求名利和金钱，也不应受宗教和功利的支配，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他曾指出：“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论神论情感去接近，既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以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沈从文这里所说的美即美的人性，人性美是其生命哲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在创作中着力要表现的主题。
       沈从文小说最能传达和表现生命原始精神的是那些不受物质功利污染、不受道德规矩的羁束、不带任何放纵功能的原始情欲和性爱，使人类的原始生命精神在性的自然融合中得到最彻底的释放。在他所描写的湘西生活中，性爱是他观察最深最久的生命活动。从性爱入手，他提出有关生命存在方式、生命意识的问题。从这个世界里，他并不是发现了性的放纵，而是在情欲奔放之中发现了健全的人性，发现了生命与力。其中的代表有《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雨后》等。在这类小说中，沈从文常常运用浪漫的手法，对佛经故事或民间传说加以改写，宣扬爱的美丽和不可抗拒。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写得最美的文字，所赞扬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这些在少数民族中长期流传的情爱故事，在沈从文笔下显得自然舒展、虚幻浪漫，他们的存在方式虽然近乎原始，然而，他们能对自己的存在有所“能”——没有把自己依附到地位、金钱、身份、名誉、利益等方面。所以，它们是最本己的生存着，选择了最本己的存在方式。沈从文推崇这种生命的方式，它虽带有原始的神秘色彩，却正是优美、健康、合理的人性的生动体现。
       众所周知，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中，最能体现他的“人性美学”的是《边城》。它标志着其“人性神庙”的基本完成，是一部最能集中体现沈从文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寄托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热切期望的小说。沈从文自己在谈及《边城》时这样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的这个创作意图在《边城》中得到很好的表现，代表了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理解与看法。小说将边城牧歌式的环境与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一种诗性人格，凸显出边城人民人生情感的朴素与观念的单纯，其中的人物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人格与自然气质。
       翠翠是沈从文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凝结着自然山水的灵气，显示出天然纯真的自然气质，社会关系简单，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精灵，是自然人性的化身，在她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集中体现了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作家对她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和追求，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满而自足的“湘西世界”。除了翠翠，还有老船夫、天保、傩送、顺顺等，都无不表现出“美”与“爱”的人性内涵。至于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人事调和之美、恬静心态之美，都与爱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通过对边城人民“美与爱”的描写，沈从文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格美、德性美和灵魂美，这使边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性善的符号，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形式。
       二、现实社会沉潜的悲苦——人性的扭曲与变形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不仅充分展示了人生形式表现的极致——对“神性”的赞美，而且还写出了在“常”与“变”的交织碰撞中，荒蛮之处人们的忧郁和痛苦、人性灵魂的扭曲与变形，并在其中揭示了一种受磨难但未泯灭的价值感。在他们灵魂被压扁扭曲的样式中，最突出的是麻木和愚昧、不觉悟。生命的尊严、价值因为生命的单纯、卑微而丧失，或者被外在的社会因素和道德习俗所破坏和挤压，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凉，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样的生命形态比比皆是。
       沈从文在小说中着力刻画了大量的神情麻木的农民和士兵、湘西小镇的妓女等。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不觉悟和麻木不仁。如《萧萧》中对童养媳现象的叹息。萧萧12岁嫁给不满3岁的小丈夫，在凄苦中过着受折磨的生活，又在懵懵懂懂之中与他人有了奸情，后由于生了男孩幸免被“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后来儿子长到12岁，萧萧又在糊里糊涂中按照旧俗给他娶了大媳妇。小说中没有强烈的善恶冲突，更多的冲突来自善良本身，在人们美好善良人性的背后。人的生命是一代又一代极其相似却又无奈的毫无意义的循环。这种生命的无意义的简单繁衍、循环，是生命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缺损。她们都对自己受人摆布的悲剧境遇一无所察，也不曾想要改变和主宰自己的人生命运。在沈从文看来，湘西正是因为人性的简陋才衍生出善良的难以抗拒的悲剧。善良人性的背后透露的是湘西人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偶然性和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凉。小说的结尾，情感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通过生命在善良中意义的缺乏，反而拆解了人性至善的价值，对一个有良知和热爱生命的人而言，在对美好善良人性的思考中，不能不产生出悲天悯人的情怀。
       三、无声的呐喊——人性的觉醒
       在现实黑暗势力重压下，农民、士兵等下层人民的灵魂虽然被扭曲得变了形，但沈从文并没有忘记，相反十分注意挖掘他们身上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
       如《丈夫》，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一篇关心人的命运和灵魂的作品。在剖示人们灵魂深处怎样从麻木到觉醒的过程时，非常真实而有深度。透过边地贫民百姓的痛苦生活，透过农妇去当娼妓的苦难，揭示了丈夫的人性尊严受到残酷的侮辱。在偏僻的地方，忠厚男人由于生活贫困，无法对儒家的贞节观顶礼膜拜，为了接济生活，只好打发健壮的妻子到水码头上去做接客的生意。可悲的在于逢年过节，丈夫带土产品去看望妻子的时候，妻子还须和颜悦色地取悦骄横的水保，曲意逢迎地侍候烂醉的士兵，身不由己地任凭查夜的警察的蹂躏。所有这些，都是当着丈夫的脸面行事，把一个丈夫的权利和尊严残酷无情地泡进污秽的浊水之中。
       作家深刻地揣摩了人物的感情，写出了丈夫对农事的怀念之情，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苦涩的恩爱之情，也写出了丈夫在尊严受辱后的悲愤之情。正因写情写得深刻，作品已消失了《边城》一类小说的牧歌式的恬静和温柔，揭示了社会折磨人的感情的无比冷酷，和人的道德良知在千灾万难中难以磨灭的坚韧与顽强。在小说中丈夫的觉醒虽是朦胧的、几经周折的，但他毕竟开始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争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又信仰生命”。《丈夫》写的就是现实土地上的顽强生命，它在重重灾难中发掘出这种卑贱生命的神圣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的胜利。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供奉着的“人性神庙”，实际上是其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他一方面极力地渲染了人性的极美，另一方面又深入挖掘了现实中沉潜的悲苦，在无声的呐喊中表明了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
       谌华，女，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