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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1969年初中毕业，年仅16岁就到淮北插队，3年后调到当地文工团演奏手风琴一类的乐器，1978年回城。王安忆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自然也没有机会学习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所幸她有个良好的家庭背景，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对她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3年的知青经历和6年的文工团生活也为她初期的创作充实了内容。年轻的王安忆既没有广阔的社会视野，也缺少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正如她的母亲茹志鹃说过的那样：“王安忆的生活经历，与她的同龄人相比，不见得少也不见得多……她的自我感觉又好像还停留在儿童时代，所以每每听别人阐述自己见解时，她就像一个一无所知的乞丐，听得目瞪口呆，听完以后，她就在自己的大脑瓜里忙忙地选择剔除，实际上她是有自己见解的，只是她自己不是经常注意到这一点。”[1]当她开始小说创作时，凭借的是对艺术的良好直觉，倾诉和渲泄的是自己内心郁积的情感，而这情感蕴含的是一个滞留在成长过程中少女的一点清浅透明的感受。很自然地，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王安忆所采取的是一种带有浓郁抒情的独语式写作，以心灵独语式的小说在文坛上频频亮相，不遗余力地探求着人的价值、人的追求、人的心灵等一些当代青年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王安忆以自己有限的经历描绘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冷静的行文时时提醒读者的思考，在得与失之中贯穿着辩证法的写作，在写作中里守着期待，虽然稚嫩，却充满了时代的生活气息。“雯雯系列”小说中那娓娓流淌的少女情愫，稚嫩而不失天真清纯。雯雯的生活、理想和爱情显得很单纯，她在默默的等待中有一丝幻想也有一些迷惑，但未来却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曲折的人物命运，几乎代表和象征了王安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轨迹，这一时期则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从王安忆的全部创作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尚属稚嫩，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却是王安忆此后作品的精神本质，是发展变化的根系。
       虽然“雯雯系列”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但这理想之中却掺杂着一份寂寞、忧伤和困惑。那个孤清、冷漠的女孩对生存的环境有着潜在的隔绝和疏离，表现为一种生存的孤独，这样的少女也在孤独地成长。王安忆有意识地在“雯雯”身上寄托自己对少女寂寞时光的怀念和回忆，她后来说：“这个女孩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代表和象征了我自己,她与我自身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我的童年安静、协调,却充满了寂寞的独处的时光。因此,当我临到了生活的突然变故,极缺少的是与外界抗争的行动,而更多静思默想,心里的战争比外部的斗争更为激烈与严酷。”[2]内心的战争只有自己孤独地上演，孤独地终场，而这中间的惨烈在王安忆的笔下，则实化为人物的内心孤独，无处皈依。后来在《本次列车终点》（1981年）中，这种孤独情境更加彰显和深沉。在小县城生活了十几年后，下放知青陈信再也无法溶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朝思暮想的上海已将他远远地抛离了。当年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亲人如今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变得自私、促狭，亲密无间的兄弟情，在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时变成了尴尬的难堪，这也是小说中最能唤起读者共鸣之处。作家把陈信在孤立无援之际内心的孤独、失落表现得十分细致，个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进入到生活的现场，只能是卑微和弱小的。创作《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1986年）之时，王安忆的笔触更为成熟、冷峻了，生存的孤独已不是人与环境对峙的具体生活事件，它逐渐演化为人和强势的传统语境之间的对峙。在陈旧的传统思想压力下，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好姆妈总是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始终无法进入群体的生活。纵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挣扎，收养妮妮、搬离旧居，就是她做出的最后努力，希望借此获得重新生活的权利，但知根知底的保姆小妹阿姨和找上门来的旧邻居小红使得好姆妈与环境的对抗最终以落败收场。个体生命在与强大的外部世界抗争时，内心会呈现出无限的孤独，而我们在王安忆的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人与外部环境抗争却败下阵来的故事，更是充满了小说的悲悯美。
       王安忆在思考如何去和孤独抗争时，一方面忠实地记录了人类的痛苦挣扎，一方面也在寻找救赎孤独的道路。接下来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进入了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思考，王安忆把这种思考深入到人性最隐秘的区域——性意识，借助小说叙事展开了高强度、高密度的精神探索。而习惯于王安忆早期清纯天真的读者，面对如此大胆地对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的描写，一时间确实有些不知所措。“三恋”在评论界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是毁誉掺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仔细研读文本，然后系统地审视当代文学的创作，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王安忆的“三恋”其实为女性从生命本体意义的角度认识自我提供了优秀的范本，她以鲜明的自审意识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透视，表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心态和自我超越，具有极深远的意义。
       进入90年代，在自谓经历了一段精神危机之后的王安忆呈现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她创作的小说《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等，在心灵探索上迈出了新的一步，由自身而及同类，开始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叔叔的故事》是对叔叔一辈知识分子的沉浮反思，王安忆试图用类型化的“叔叔”涵盖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叔叔是一个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的象征，他的经历综合了几十年来与国家同时受难的知识分子的经历：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发配到农村从事惩罚性的劳动，“文革”结束以后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并且用写作为自己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是80年代许多有过受难史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
       由这部中篇开始，王安忆不再隐藏自己的写作理性动机，而且开始注意把西方小说理论的学习、探讨与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对早期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乌托邦诗篇》则体现了她对90年代初种种困境的严肃思考，包括爱心、理性、民族、信仰、感动五个方面的内容，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纪实与虚构》表面上看写的是个人无根的焦虑和成长的焦虑，实际上这在整个社会都很有普遍意义。王安忆用冷静客观的“写实”和虚拟“写实”的手法，追溯家庭的历史、追忆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生活史，主要倚重理性的力量去表现“心魂”的漂泊感和孤独感，对家族神话的追寻是希望由此获得心灵的归宿，具有更加明显的反省、探索特征。
       在对人类精神之途漫长的漂流和寻找之中，王安忆由短暂的“雯雯”系列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逐步走出个人的情感和经验的堡垒，触及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充满人文关怀地探究着人类自身的奥秘。或冷峻剖解生存层面的世俗心理，或饱含温情注视备受孤独蹂躏的纯净心灵，或以图示方式简捷表达其生活之悟，或以尖锐笔锋直逼矫饰重重的精神内核。王安忆用她的艺术形象传达着对人性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随着她的创作不断跃升而日益深化，真切地写出人性自身的影子。从怀着美丽的幻想咏赞爱情（《雨,沙沙沙》），到带着忧伤的激情抒写性爱本能与困惑的冲撞（《小城之恋》），再到带着真切的眼光关注情感欲念的生存内容，王安忆都是以博爱之心写人。她的小说文本没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批判态度，洋溢其中的是一股淡淡的情绪，但却又以过人的智慧和敏感触及到了人类精神的最深处。在这段时期，王安忆的小说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放弃了初始的直觉写作，纯美的注视也开始变得客观、犀利，在不同生存空间中对人类展开了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走上了一条更开阔更复杂更深刻的心灵之路。
       参考文献：
       [1]茹志鹃：《也谈王安忆》，《滇池》1983年第7期第55页。
       [2]王安忆：《漂泊的语言·面对自己》，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吴苏阳，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