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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刚过，气温仍在零下，雪也没有化尽，一群朋友就迫不及待地坐下来谈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席间不约都说到过去的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一开始大家并不很清楚。改革以后有一个新说法，叫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下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再以后几年都不断地讲，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 而现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这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继续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甚至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还是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所谓的“现代性”，不只是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以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的过程，是一个对外大规模殖民与移民，对内劳动与资本不断分离的过程。更有甚者，从文化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改变的过程，也是与我们如何认识和叙述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这几乎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叙述框架。
       实际上，即使是英国人自己，今天也在不断反思这条道路和如何对它叙述的问题。《读书》近年有过一些英国学者来访，大都对这条道路有所批评，有的还很尖锐。陆建德文章里所论及的《关键词》的作者，就是比较早从文化意义上批评现代性的。本期刊发的关于琉球的记忆与叙述的一组文章，关于江孜抗英，关于中印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通过“内在批判”而落定知识之锚等等，都是与反思这个基本叙述模式有关联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到，甚至在我们企图运用新的批判眼光和语言（例如“文化研究”的语言）来反思老式的发展话语的时候，所借用（很多时候也是套用）的，仍然是洋泾浜！我们几乎很少想过，所谓的“中国问题”，其实远不只是能否“赶超”、是否“错过了机遇”等等。因为我们说的“中国”，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且也是整整一个大陆，在这里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着；“中国”也是一整套古老的文明形态，里面包括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文化；中国还是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集合体。
       由此看来，当提出“小康”、“和谐”等概念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就很可能不只是几个老掉牙的语词，更不仅仅是拿这几个词来做口号甚至借口？还有，“小康”、“和谐”，与中国老式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还能回到陶渊明吗？诗经时代，唐宋时代，即使是辉煌的时代我们也回不去了，那怎么才能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这些一时谁也给不出最终答案的问题，可以启发我们来想、来说，来讨论、来争论，比如，“小康”之后，未必就是“现代化”，而也可能是“差序格局”下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这样，也许，生命的真正意义，就不在于多高的人均收入或多大的人均住房，而是（借用一位未刊稿作者的话）“在于勤奋工作后停下来观看风景的片刻——一泣，一笑，一声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