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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品付（湖北潜江）
       作为杂文爱好者，“苏中杰”是我心仪的三个大写的汉字。《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1月（下）所选苏中杰的《从大耍流氓到回报流氓》，让我对苏中杰及刊登、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辑只剩下五体投地的份。多年来，虽然有不少杂文言人所未言，对社会丑恶现象提出了大胆深刻的批评，但绝大部分是打死老虎，对活老虎一“某”了之。“投枪和匕首”没有有效目标，实在是浪费笔墨。苏中杰的这篇文章，指名道姓对张维迎、张曙光、张五常进行批评，读来让人痛快。能有正当的渠道对这些体制内大红大紫的大人物开炮，足见中国进步的迅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的大家、大公仆等“大”字级人物，都要有倾听不同声音的耳朵和习惯，学会宽容。天天“歌德”，也有审美疲劳。就是“茶客留言”这个栏目，也可登一些建设性的批评留言。有容乃大，批评只会让刊物赢得更多尊重，拥有更多读者。
       王海银（山西太原）
       鄢烈山在《他们为何堵路讨说法》（《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12月[下]）一文中，虽然认为“员工们上街堵路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理解和同情，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也认为，在正常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走点不正常渠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选择不正常的渠道也应该有个顺序。将员工薪水压至“最低标准”之下的人是厂领导，所以，员工们首先应该去堵厂领导的门，如果不奏效，再去堵形同聋子耳朵的厂工会负责人的门，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劳动监察部门的门，不能维护社会正义的法院的门，最后才是对“不公不义不法”现象“采取隐忍、怂恿态度”的公众的路。为什么那3000名员工的选择恰恰与此相反呢？我以为是主要是因为怯懦。得罪具体的、有权有势的人或部门，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而得罪非具体的、无权无势的公众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在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这类人，他们敢于抨击高层的腐败，而对自己顶头上司（那怕只是个小组长、科长）的腐败却讳莫如深。我以为，腐败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与这些只“反”抽象的、没有能力反的腐败，却不反具体的、有能力反的腐败的民众的缺点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杂文”这把匕首也应该刺一刺那些不争气的、有着许多劣根性的民众。
       孟凯（上海）
       看多了隽永秀丽的诗歌、散文，宏大曲折的小说，总感觉眼界之中还缺点什么。这种感觉就如同大鱼大肉、精制点心吃多了，需要换换口味，吃点野菜、粗粮什么的。说你是“野菜、粗粮”，并非在故意贬低你。你想想，你确实不如诗歌、散文笔调清新，也没有小说的宏伟壮阔。但它们要么“独善其身”孤芳自赏，要么戴着面具度日，对世界只敢旁敲侧击。它们一个可以说是闺中淑女，一个有些像是睿智长者，而你则是一位豪客侠士，喜欢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敢于直面社会罪恶、不畏强权。你不会拐弯抹角，总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你对丑陋的现象，从不置若罔闻，铁面直言才是你的本性。由于你的倔强性格，让世人对你又敬又畏。敬你的是你要帮助的，畏你的是你要扳倒的。于是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爱，而却遭到了强权一族的忌恨。但你不怕，你有众人的支持。也正是由于你的倔强，热爱你的人是很难接近你的，想爱你的人更是对你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已看不懂你。想当年，杂文大师——鲁迅作杂文的目的有二：一为针砭时弊，一为开启民智。而开启民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兴盛的前提。
       刘德金（重庆荣昌）
       自从那次在县城的一家书店与她邂逅，她的倩影一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这就是《杂文月刊·选刊版》，一本适合大众阅读令人爱不释手、真正物超所值的精美杂志。本人久居乡村，身处社会的最底层，虽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世间的许多惑事久困于心，比如社会上的不平之事，比如腐败现象……通过疾恶如仇的杂文家们无情的揭露与鞭笞，不禁心中释然，并且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杂文月刊·选刊版》最大的优点，我以为是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的关注，对劳苦大众痛苦和挣扎的真实记录，其悯民情怀令人顿生敬意，这一点深获我心！譬如贵刊曾选登了一篇真实反映农民生存境况的文章，题目叫作《中国普通农民的年收支单》。该文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精确计算，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给蓄意伪造夸大农民年人均收入的少数别有用心者当头一棒，直至打得他们原形毕露，无地自容！因此，贵刊成为普通百姓喜爱的刊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所发出的声音最真实、最亲切、最令人欢欣鼓舞，同时也最能抚慰广大弱势群体的痛楚和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