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她眼睛内凹，有黄尘色的眼屎，翻动眼珠，豆腐花一样的白在滚动。“是兰花么?你两天没走这条路了。我算了一下，我菜园洞房那天，我就要抱孙子啦。”我妈去河边洗菜的路上，被她叫住了。她坐在门槛上，腿上横着一根拐杖。菜园是她大儿子。她是在菜园地生下他的，滚热的一坨肉，菜叶包着，用粪箕挑回家。菜园36岁那年，才说上一门亲事。新娘是个轻度弱智，叫水花，是上村的。也是个美人。我妈说，有孙子抱好呀，管她是谁生的。水花是怀胎待嫁的。村里人都猜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一个单身说：“是我生的。夏天割薯藤的时候，在棚坞的地里，下种了。”另一个单身否定了这个说法，说：“大家都晓得，水花上山砍柴，都是我带的。我帮她砍，帮她捆，当然也帮她下种了。”村里人问水花，水花怎么也不说，她嘟起嘴，结结巴巴地说：“他们都不是。我不能说。”从说亲，到洞房，刚好过了一季的稻子。客人边闹洞房，水花边生产。菜园坐在新郎席上，傻傻地笑。盲奶奶说，这个小孩是水边下的种，就叫水边吧。
       你看见菜园的房子，肯定会联想到鸡笼——手能摸到屋檐，青苔吸在瓦楞上，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墙，整座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两扇边门，油烟把杉木板的墙壁熏得油亮深黑。盲奶奶坐在门槛上，脸上绽放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笑容，恬美，水珠一样静，她随时做好了与路人交谈的准备。她花白的头发往两边翻卷，仿佛冬天的野蓖麻。事实上，她唯一的友爱对象是水边。她靠耳朵生活在一个微小的世界里——老鼠在啃破鞋，鸡跳到了饭桌上，猪拱圈栏，一只觅食的猫把碗打碎在地，她并不挪动身子，而是用拐杖敲打门槛，哨哨哨。这是拐杖的唯一用途。她不瘸，走路也不靠拐杖引路。
       从我家到盲奶奶家，大约有110米，中间要穿过舒前列家。舒前列是个避难的移民，有六个女儿，他老婆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路把房子分成两边，右边是卧室，左边是厨房和厅堂。房子很小，比我家的牛圈大一些。我放学回家，就能目睹他家的本质生活。饭桌上的菜肴，是一个家庭的容貌。舒前列用蓝边碗吃饭，哗哗的，几乎不吃菜，只是偶尔用筷子点一下碟里的酱椒。他老婆坐在小板凳上，怀里抱一个，腿上坐一个，一边喂饭一边骂稍大的女儿不懂事。饭桌上，通常是酱椒，豆腐乳，酸萝卜，黄豆，一两个时鲜蔬菜。舒前列高高瘦瘦，力气很大，靠砍柴养家，我看见他吃饭时抽动的喉管和铜铃一样的眼睛，就想起他腰间闪亮的刀。而肥胖的女人，骂了一会儿，自己会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没有泪水也没有鼻涕，干燥的哭声很呛人。我妈这时会出现。我妈把舒前列的六个女儿，从惊恐中解救出来。因为胖女人一哭，六个女儿也哗啦啦地哭。我妈的法宝是端一碗豆腐或一碗咸肉。胖女人抱住我妈，止了哭，鼻涕糊了我妈衣角，抽搐地抖，说：“这样的日子到哪天是尽头啊?”在我十岁那年，舒前列一家迁居到市郊，他住的房子在一场暴雨中倒塌，使我暗喜，因为一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多多少少让人陡生恐惧。直到2001年，我在市区才看过他，他拉板车，在广场的拐角卖甘蔗。他的头发全白了，坐在车子的扶手上，穿厚厚的棉袄。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他不可能去想象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张与20年前相关而又完全疏离的脸。
       盲奶奶家是我每天要去的。紧挨舒前列家的是一扇石墙门，黏附着爬山虎，蕨萁，青苔。我站在门口，探进一个头，低声叫：“蒙古。蒙古。”蒙古是菜园的弟弟，大我七岁，有一股牛力，摔跤很厉害。一个女声会应和：“蒙古，去放牛了。”那是蒙古的妹妹，叫烂头。烂头剃个光头，长满油疮，几只苍蝇停在疮上，赶都赶不走。蒙古是我能指挥的年龄最大的人。蒙古拖一双补了又补的套鞋，哗啦哗啦，跑出来，说：“柿子皮带来了?”柿子皮是我奶奶每天哄我的，我从裤兜里，摸出几片，说：“我去读书了，你帮我放牛。”
       与我一同放牛的还有金炎，老七，义卿。秋收后的田野素净，亮白。豆子已经收了，还有红薯地没挖，过冬的柴火还在深山。繁忙的农事让村里人没时间打理稻草。那些稻草扎成一个个稻草人，一把把地散落在田里。而一些老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捏一根麻绳，悠晃到田里，捡一些干净、洁白、齐整的稻草，捆到河边洗净，翻晒几日暖阳，铺在席子下面，一个阴寒的冬天就变得质朴而温暖。穿过田原急于赶路的陌生人肯定不会记住这些，他只会很留意哪条路怎么走，河流在哪儿拐弯。拐弯处是三户人家，其实是两户，有一户人已经死光了。他一定会记得村里哪棵树最高大，黄墙黑瓦，一缕炊烟系在树梢。在乡间，我度过的时光是短暂的。我仿佛轻易地理解了人生，在时间的腐蚀剂中，人很容易腐烂，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收获什么，为什么去收获。每当我看见那些散落四野的稻草人，我突然觉得坦坦荡荡，仿佛被大野的风吹得透明。我甚至怀疑那不是稻草人，而是星散在大地上的人。
       而童年，是一团焦炭，火焰没了，温度还在，它会在某一刻燃烧，温暖一个在他乡暗夜里缅怀故土的人。冬天，我们把牛圈当做乐园。我们的牛关在一间矮小的泥房里，棚上堆满玉米秆豆秆。我们翻跟斗，打纸板，跳方格。我们提一个火钵去，用小铁盒炸肉渣吃，炸黄豆吃。他们都没读过书。他们关于枫林以外的事情，源于我稚嫩童声的讲述。金炎大我一岁，即使是寒天，也穿一条单裤。他的棉袄是他一个远房伯伯送给他的，盖到膝盖上，他的手抄进袖筒里，腰上扎一条麻绳。他从小就有轻度的肺病，不时地咳嗽。他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有一年，我们都到了对身体羞涩的年龄，去饶北河游泳，他迟迟不肯脱裤子，我们就扒。他奋力地哭，他说，他没有短裤，没办法下河。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外出读书，和我差不多大的村里人都打工去了。老七和他大哥学油漆，义卿做了盲流。金炎始终留在枫林。他几次出去，都失败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了，有一次，他还讨饭回家。他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我对我妈说，金炎结婚，我要送一个礼。而礼始终没送出去，他娶了一个盲流来的女人。到了粮荒，我妈就会送些米给他家，我妈说，金炎身体不好，米都没得吃，还受他哥的欺压。义卿在前几年被判了刑，在温岭偷目鱼，有一千多斤，被抓了。村里人说，其实他没偷，是被另一个人诬陷。他在警局里挨了多次打，他咬牙不说真相。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相的蒙蔽之中。比如烂头14岁就结婚了，为什么呢？一个人是怎样衰老的？真相的核心像一枚石头，沉入水底，再也无法辨认。
       老七的家与盲奶奶的房子比邻。蒙古有一个很大的弹弓，拉筋是汽车内胎皮剪的，弓把是油茶树丫。我们躲在老七的阁楼上，瞄准30米外公路上的货车。那是一个俯视的角度，中间的稻田飞舞成群的蜻蜒。越过公路，滚滚的尘埃散去，我们可以看见饶北河，隐没在槐树丛里。它那么慵懒，蜷曲着身子，游动时，液体的鳞片闪闪发亮。货车来了，我们屏住呼吸，仿佛司机随时会发现我们的阴谋。其实是我们暗自害怕。而这正是我们的乐趣。阁楼成了找们臆想中的碉堡。蚕豆一般大的石子，尖利地穿过空气，飞向目标。飞翔的石子是沉默的，它摩擦的空气有火焰，温度瞬间剧烈升高，又消弭于冷却。飞翔无迹，在我们的视线里只是一道浑圆的抛物线。石子一般打在稻田里，或公路上，也偶尔击在车身，也有击碎玻璃的时候。司机急速刹车，停下来，看看碎了的车窗，再看看四周，他从石子飞来的角度，察看阴谋背后的脸。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沮丧地垂下双手，终于破口大骂：“谁娘×的，我们无怨无仇，为什么害我。这是什么鬼地方，要打死人的。”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他重新爬上车，咕咕咕，轰轰轰，他被内心的怨恨所吞没。蒙古咧开嘴，坏笑。金炎抿着鼻涕，头上蒙着几丝蛛网，脸上有景仰的气象。
       那时路边的水沟，散发着氤氲恬淡的气息。夹沟的矮墙上，有一株柚子树，一株水蜜桃树，一丛木槿。桃树开春就把粉红的花苞举过枝头，艳艳的，充满情欲，水面漂着细瓣。柚子树常年散发刺鼻的味道。而木槿的花季那么长，剪了又蹿出来。生活在它们的开放中，显得缓慢，凝滞。被寂静包裹着的喧哗，漫流而过的哀伤，就这样埋伏在一个人的记忆之中。老七的厅堂对着水沟，宽阔的田野并没有把鲜亮的色彩吹送过来，而是把馥荔的植物体香，塞进了空气的隙缝里。厅堂是阴暗的，横梁的投影和瓦的漏光相互交织，构成童年时光的底色。我，金炎，老七，义卿和蒙古，在雨天的午后，会在厅堂里打陀螺，踢毽子，老鹰抓小鸡。有一次，大概是傍晚时分，我突然惊吓得号啕大哭，整个场面凝固了，几秒前的吵闹潮水般迅速退去。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后来听我妈说，是蒙古抱我回家的，蒙古说不清我为什么哭，只看到我哭了几声，瘫软了下去，不省人事。我家里人的惊慌是可想而知的，我奶奶一直守在我床前，没合眼。我说我看见一个裸露上身的妇女，四十多岁，头发麻白，左手托住左乳房，乳房有些溃烂，流黄黄的脓水，妇女靠在中间的圆柱，看我们踢毽子。我奶奶——一个脾气古怪性格强悍的老人，颠着小脚，找到盲奶奶，问这女人是否会把小孩夺走。盲奶奶说，这个妇女死于乳腺癌，有二十多年了，是老七的姑婆。盲奶奶又对我奶奶说，你孙子很难带大，他的眼睛异于常人，你让他学佛吧。
       （选自《山花》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