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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追求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的同时，执着地走向了一条超越之路。
       人类难逃死亡的噩运，因此尘世生命是有限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尽管死于何时何地，怎样死法没有一定，然而死亡无可回避则是确定无疑的……死亡的氛围是沉默的，是无言的期待，向一团黑暗沉陷，一切知觉通通化为乌有。生是偶然的，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死却是必然的。
       面对此厄运，人类不论作何种挣扎，其结果还是不出其右；追求“享乐”，也无法满足精神需求。而渴求生命的永恒与不朽，才是人类最大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价值体现，因而积极进行生命的超越。
       其一，消极超越。靠哲学观念、宗教信仰而超越。这种超越，一是让自己相信观念或教义，使自己的心境变得宁静平和，对死已不觉痛苦。如庄子哲学观念是视死亡为至乐。他说：活着不如死了好；人生如一脓疮，死了，就破了；破了，就好了。一些宗教教义宣扬：活着是痛苦，死了才是解脱；现世是地狱，死后是天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们相信它并以此麻痹自己，也就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甚至释家的一切皆空，引导人们漠视一切心外之物，解除对生命的迷恋，从而使主体精神进入一种超脱俗生世事的快乐境界。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现在我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向你说话，主啊，上帝啊，你是我的光、我的富足、我的拯救”。二是积极修炼，积善积德，希望自己死后成佛成仙，延长自然生命。三是死后轮入来世或进入天堂。死不过是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而已，没什么可怕的，它只是完成其中的连接转换罢了。
       其二，积极超越。参透人类永恒的达观和积极建功、追求精神的不朽。苏轼“乌台诗案”之后，一路被贬。由于其融合了儒、道、释诸家之生命哲学，因此在经历了人生的宦海浮沉之后，仍能保持乐观的态度，有超脱世事、达观万物的适性逍遥。尤其对生命毫不悲观。他在《前赤壁赋》中，面对“客”的悲观，开导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对生命，不要把它作为一次性完成看待，而要从人类的整体存在去考虑。在永恒时空前，每一个生命个体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当它汇入人类生命长河后，其永恒的价值和巨大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人类生生不息，与浩瀚的宇宙和绵邈的时空一样永恒，为什么要羡慕它们呢？这就是达观的生命超越。
       最高层次的积极超越就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展示生命的社会价值而留名青史。这一点，儒家文化特别看重。他们主张珍惜光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要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这样，你被载入史书，子孙会永远铭记你。精神不死，相当于你也永恒了。
       建安时期的诗人，高昂着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曹操的《短歌行》中虽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但更多的却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宏愿。曹植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和“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求自试表》）的豪气。曹丕有“载主而征，救民涂炭”（《黎阳作》）的雄心。表现了建安诗人生命的奋发性、进取性和昂扬性。
       伴随着唐代的盛唐气象和儒学地位的更加巩固，唐代文人的生命意识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如果说魏晋时期的生命自觉是个体生命自觉的话，那么唐文人的生命意识则是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渴求建功立业、造福人类、追求具有社会价值的不朽。主要表现为：有远大抱负，立功边疆和慷慨激昂的盛唐精神。
       中国古代文人生命觉醒，痛惜生命短暂，虽经历过苦苦的肉体挣扎，但最终认识到：肉体终将沉陷，思维终将飞灭，长生不老亦为虚妄。只有积极创造价值，建功立业，追求精神的不朽，留下千古美名，才能延长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和进入生命最高的境界。
       廖大容，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