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史书有史书的价值，文学有文学的魅力。优秀史书不仅具备深刻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其魅力从何而来？笔者以为，作为史书，其首要条件是真实，秉笔直书，才能受到后人的尊重与喜爱；但另一方面，仅有“实”又是不够的。“前四史”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普遍好评，除了史料的翔实、观点的进步、内容的真实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笔的优美与技巧的娴熟，所谓“言而无文，其行之不远”。这与当时文史不分，文即史，史亦文有关。而在史书的诸多表现手法中，虚构也是必不可少的。
       虚构本来是文艺创作中为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突出主题所采取的一种艺术手法。也就是说，虚构是文艺创作中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其他学科中是不使用的。而实际上，不仅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需要虚构，即使一向崇尚“实录”、以“实录”为第一要义的古代史书，同样运用了虚构；其文学价值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虚构。“前四史”所以倍受后人称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在写人记事方面运用了后世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因此才体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不仅“前四史”如此，其他史书亦不例外。今试从《国语》中撷取几例以证其说。
       《国语》中的《周语中》和《晋语四》均记载有“晋文公勤王”这件事。事后周襄王犒赏晋文公，赐以阳樊之地。可惜阳樊人并不买这位大名鼎鼎的晋文公的账，无奈晋文公只好派兵“围之”。就在阳樊人民即将遭遇灭顶之灾时，当地一位名为仓葛的人站了出来，用一番大道理折服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春秋霸主。对于仓葛的这段话语，《周语》和《晋语》不仅记述角度不同，字数上的差距也极为明显，前者为189字，后者仅83字，相差倍余。
       出自一人之口、评价同一件事，言之多寡，何以如此悬殊？笔者以为，一方面由于双方史官所站的角度、所持的态度、思想倾向不同，因此，他们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必然表现出自己的好恶与爱憎、支持与反对；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书写工具十分落后，不能每言必录，我们也就不能排除各位史官在记述不及的情况 下，难免有凭想象造出来的嫌疑。就是这些凭想象造出来的部分，使《周语》与《晋语》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以上一条尚有一些事实依据的话，那么，《晋语四》中“骊姬夜半而泣”一段则完全是“好事者为之词”（孔鲋《孔丛子》卷六《答问》第二十一）。
       骊姬本是居住在骊山脚下的骊戎国君之女，花季之年，本应过着衣食无忧虑的生活。怎奈偏偏遇上耄耋糊涂、昏庸好色的晋献公，晋献公偏又喜欢穷兵黩武，在公元前672年对骊戎发动的一场战争中，“克之，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骊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夫人之位，还要为自己的儿子争得太子之荣，而此时晋国已立老实忠厚的申生为太子，她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并非易事。于是她在优人施的导演下，于夜半时分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攻心战。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没，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之人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众况厚之。彼将恶始而美终，以晚盖者也。凡民利是生，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杀亲而无恶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宠，志行而众悦，欲其甚矣，孰不惑焉？虽欲爱君，惑不释也。今夫以君为纣，若纣有良子，而先丧纣，无章其恶而厚其败。钧之死也，无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废，祀至于今，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且君其图之，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君盍使之伐狄，以观其果于众也，与众之信辑睦焉。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若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图也。”
       申生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大孝子，献公既然立他为太子，那他必然在性格、为人等方面深得献公和众人的喜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直接诬陷申生，说他如何凶残暴戾、毫无人性，显然无人相信，更何况知子莫如父？那样做无疑是自陷泥淖。骊姬聪明就聪明在她先将申生极力拔高，谓其如何深得众人拥戴，由他代父为君，早已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而且他杀父弑君的理由“非常充分”：（1）杀君利众，既得君位又无恶于人；（2）杀君利家，既不彰父恶，又使其家族不废；（3）献公家族有不爱亲的“光荣传统”，“惟无亲，故能兼翼”。而且她明知晋献公如果失去她，将寝不安、食不甘，她偏假惺惺地说“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明知这时的晋献公嗜权如命，她却故意戳其痛处：“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晋献公眼中娇柔可人的骊姬，是多么忧国忧君！但他的爱子申生，却在骊姬的精心包装下，由一个既忠且孝的典型，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即将杀父弑君的恶魔。骊姬所说的这些事，虽属空穴来风，但却直吹得晋献公瑟瑟发抖。这段文字，生动地刻画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女阴谋家骊姬阴险狡诈、能言善辩的性格为人，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后世许多描写女阴谋家的作者对此也难免感到汗颜。
       关于这段记述，孔鲋曾经评价说：“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后世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国语》的“尊严”，则强为解释说，这是当时的“内朝女史所记”。难道一国之君与其夫人“夜处幽室之中”，允许女史在旁恭候，以便“君举必书”？这不等于允许他人日夜窥探其隐私？未免牵强附会、迂腐可笑。以笔者愚见，这段记述确如孔鲋所言，“乃好事者为之词。”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些“好事者为之词”——虚构成分，才使骊姬这一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血肉丰满，同时也突出体现了《国语》的文学价值。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夜“谆谆教诲”，我们就无法想象晋献公怎么会对一个向以忠厚老实、仁慈宽爱著称，深为献公宠爱并已立为接班人的申生下此毒手。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将骊姬形象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加以补充、完善，使其更加饱满。晋献公由慈父一变而为凶手，绝不是凭空而来，而应该有一个变化过程。文学历来讲究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及其变化的内外因，正是有了这一不眠之夜，才使晋献公对申生的态度陡变。因此，我们说这些“不实”之词，恰恰是《国语》一书的闪光点，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它生动地向我们昭示了《国语》一书的魅力。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仅文学允许虚构、需要虚构，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样离不开虚构。虚构不仅能使历史典籍熠熠生辉，而且能让历史人物“生命之树常青”，换句话说，优秀的史书之所以有恒久、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令后人心驰神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叙事细节上的虚构。
       注：文中所未注明之引文均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
       王福山，河北秦皇岛教育学院教师。王文才，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