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王老师，您好！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教育》早就计划采访您了。最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作为“华大博雅”品牌书的一种，听说上海社科院的陈伯海先生、上海大学的董乃斌先生、中国社科院的刘扬忠先生、复旦大学的黄霖先生、南京大学的莫砺锋先生、武汉大学的王兆鹏先生都对这部教程给予了较高评价，我代表《文学教育》编辑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真正有创新的不是很多，《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赞许呢？
王：专家学者们之所以肯定我主编的这部教材，主要是觉得其中有些创新的东西，包括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一部教材，首先要照顾到它的通用性，即要向学生介绍通行的公认的文学史知识，不然，它就难以被师生所接受，所以教材最不容易创新。然而，一部好的文学史教材，它必须有编写者对于文学的理论思考和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然，它就不会有自己的特色，也失去了编写这部教材的必要。黄霖先生指出，“教材不同于个人专著。个人专著注重原创性，强调有独到的见解”，而教材“当以一时间普遍认可的内容为佳”，“王齐洲先生对一系列中国古代小说深有研究，时有独到的见解，但在他所写的第六章《小说的发展》中，多综合时贤的共识，使人感到平允、客观……这也反映了编史者应有的气度”。董乃斌先生则指出，这部教程“高出同类著作的根本特点，那就是《教程》显示出编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刻意的理论追求。这主要表现在全书绪论之中，也表现在全书一以贯之的理论线索之中”。如“《绪论》的第二节，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地域性、文学与文论的关系、诸文体在文坛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对文学史发展规律做了有重点的概述……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学界重视的探索性观点。例如说‘如果以书面文学的主流文体的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为依据，中国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贵族文学时代、精英文学时代、市民文学时代、大众文学时代。’这个说法就很新鲜很有意思。对此，作者还可作更详尽的阐述，文学史界也不妨进行一番争议。又如从社会文化群体消费的角度来区分文体的主流和非主流，并论证中国文学史应以各时代主流文体为对象来清理和描述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这实际上便给已行之多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论据和论述角度。再如论到传统的应用文体中也有许多美文，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等等，都是很精彩的。”而所有这些理论创新，都是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这样的评论，使我深受鼓舞，也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慨。
陈：据我所知，您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而90年代中期以后，您把重点转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上来，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新论迭出，2004年您还出版了36万多字的《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您为什么要抓住观念问题不放？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有什么联系？
王：文学观念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编撰的逻辑起点，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观念不清，对象自然不明。而观念的转换，一定会带来研究格局的重大变化。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面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俗文学史》等等，都是在新文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学术经典。而百来年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古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只能从转变观念入手。1998年前后，我在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建设和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呼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转换观念”，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论孔子的文学观念》等论文，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希望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能注意到文学观念的问题。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的过程中，我和其他编撰者尽量做到尊重历史，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探讨文学观念的历史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追寻造成文学观念变化和文学历史发展的各种原因，以期编写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逻辑联系的中国文学史。
陈：这样富于创见的中国文学史，肯定会受到广大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欢迎。在《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中，我看到您对思想创新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也注意到，您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上。像《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您都有文章发表。这是不是与您的创新意识有关呢？
王：也许是吧。我认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文学研究更应如此。创新的基础是材料，创新的手段是方法，而创新的关键是思想。有人说我写文章善于使用材料。其实，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传统学科，许多材料都被前人研究过，如果没有新的思想，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所以，我做研究总希望能够有所创新或突破。而只有创新或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学术积累，促进学术发展。1985年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中国小说起源探迹》、1988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象征主义——中国文学的传统方法》等文，一直为学者们所引用，近5年的引用也不下20篇次，这说明真正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是不会被学术界遗忘的。近几年我发表的有关文学观念的论文引用率则更高，反响也更强烈。如去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一文，不仅《新华文摘》全文摘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也予以转载或摘登。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而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武汉大学尚永亮先生评论我的《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一书时，说我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深契我心。
陈：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我想您的这些话对学术界同仁肯定会有不小的启发。这些成果都凝聚着您的心血和汗水，您对其中的哪一项最满意呢？
王：写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写之前豪情万丈，写之中筋疲力尽，写完后有几分自得，发表后又总是留有遗憾。正如刘勰所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对所写的文章都不十分满意，还要继续努力。
陈：从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您渊博的学识与您的广泛涉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都想知道您是怎样读书的？读了哪些书？哪些书对您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王：我读的书范围比较广，类别比较杂。走上学术道路之前，完全凭兴趣读书，并无目的。我从小爱静不爱动，坐得住。记得上初小时读了不少小人书（连环画），上高小时我完整地读过《
西游记》、《封神榜》，不少字不认识，跳过去再读，觉得很有意思。上初中时我读完了《
水浒传》、《
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也读了《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当代小说，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牛虻》等外国名著。在我的读书经历中，有三个时期特别重要，那是比较集中的读书时间，与一般情况下“闲庭散步”式的读书不大相同。
第一个时期是1966年我从洪湖一中毕业以后。那时洪湖西四区的小学毕业生上初中都在二中，我是当地唯一洪湖一中毕业的初中生，虽然只有15岁，当地政府还是安排我到学校去教书。文革初期，农村“破四旧”，许多书都作为“四旧”收起来，放在生产大队的仓库里。有一个生产队的会计特别喜欢看古代小说，他家里收藏的古小说应有尽有，也被“红卫兵”们收到了大队部。我工作的学校与大队部一墙之隔。我不喜欢参加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情，工作之余，无事可干。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那些堆在仓库里的旧书，便偷偷拿出来看。《
儒林外史》、《
聊斋志异》、《今古传奇》、《
东周列国志》、《
荡寇志》、《
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龙图公案》、《海公案》、《
镜花缘》、《再生缘》等古典小说，以及《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古代戏曲，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书是偷着读的，因而感觉特别刺激。当然，也有一些书是可以公开读的，例如《
红楼梦》。可惜那些旧书中惟独没有《
红楼梦》，我很沮丧。后来托已经入伍的我小学的同学谢从江从部队给我弄到一部，反复阅读。至今我仍然保留着这部书。此外，就是读马列的书。60年代末期，中央提倡读马列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我都认真细致的阅读过，有的还做了读书笔记；《自然辩证法》我也读过，只是不太懂。我还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觉得很有收获。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我在荆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以后。留校后我除了在中文系教课，还同时在教务处工作。学校的图书馆由教务处管理，由于正值“文革”时期，图书馆并不开放，长期锁着。教学工作没什么压力，愿意读书的人很少。我做好了管理图书馆的丁克英老师的工作，让她打开图书馆的门，把我锁在里面，让我一个人在里面读书。从1973年到1976年的几年时间里，我一有空就钻进图书馆，读一切我感兴趣的书。不论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也不管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凭着兴趣去看，自由自在，感觉特别惬意。中国的如郭沫若的新诗，巴金、茅盾、老舍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外国的如希腊神话，荷马、但丁、歌德、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裴多菲的诗歌，莎士比亚、布莱希特、莱辛、席勒、高乃依、莫里哀、易卜生的戏剧，薄伽丘、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斯丹达尔、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塞万提斯、马克·吐温、泰戈尔的小说，安徒生的童话，谢德林的寓言，卢梭、蒙田、惠特曼的散文。作品读得很多，其中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读过一遍。
我对这段读书的经历特别怀念。当图书馆的门从外面被锁上，我一个人徜徉在高高的书架中间，找到一本书，然后选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阅读。看一本喜欢的书，就像交一个新朋友，与朋友谈心，没人打扰，全身心地投入，与功利无关，与外面闹嚷嚷的世界无涉。这里只有思想的碰撞，智慧的激荡，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我在1993年出版的《古典小说新探》的后记中，还专门提到这一时期的读书经历，特别感谢丁克英老师。
我最喜欢读那些以描写不屈不饶与命运抗争的人物为主人翁的作品，这些人物能够与我产生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陈：许多人的青春与梦想，都被“文革”这个时代葬送了，您却有这样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真令人羡慕。那个动乱的年代没有耽误您，却将您由一个文学爱好者锻造成了一名学者。
王：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与“中原突围”有关，这里就不谈了），我被另类化了，也因此对“文革”没有热情，在“文革”中成了逍遥派。这在当时是受歧视的，现在看来确实是好事。这个时期我读的书虽然很多，但还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我的学术研究开始于我读书生涯的第三个时期，那是1978年春我到湖北大学进修以后。在湖大，我一边旁听元明清文学研究生课程，一边参加中文系青年教师读书班。这个读书班由张国光先生主讲，我在听张先生讲《庄子》以后，有所感悟，写了一篇心得，请张先生指导，张先生看后大加赞许，写了很长一段批语，从此我成了他最关照的学生。当时，湖北省图书馆古籍部只对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开放，张先生便带我到省图书馆古籍部看书。以他的名义借出，我们一起阅读。为了节约还书和借书的时间，中午总是不回家，两个人轮流到附近餐馆吃点面条充饥。这样的读书生活持续到我进修结束，前后共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里所看的书主要是古籍，有一些还是善本书。就在这一年，《文学评论》复刊，发表了王俊年、裴效维、金宁芬合写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一文，是想纠正“文革”中“评《水浒》、批投降”运动对《
水浒传》的错误评价，我读了以后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就写了一篇争鸣文章，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很快就收到编辑部回信，肯定我有自己的思考，指出由于是驳论，影响了自己观点的表达，建议我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寄他们。于是我就宋江形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成《宋江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一文寄上，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从此以后，我便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后来我才听说，给我回信并推荐发表的是时任《文学评论》编辑后来担任过主编的侯敏泽先生。这篇文章写成后，曾请湖北大学的郁沅先生审读，郁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走上学术道路，是与这许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80年代以后，我又系统地读了一些书，以西方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为多。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和“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等，加起来有十来种，选读的著作有几十部。符号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理论，都给我以启发。我注意揣摩这些思想，吸取其精华，但很少在论文中直接套用。现在更忙了，集中读书的时间不多。为了完成科研课题，也会有选择地阅读，但那都是边工作边读书，感受也就不一样了。
陈：您这样全身心地读书、写作，真令我们青年人感动。不过，现在文学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的吸引力了，文学界对文学的前途也大多不乐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你提的问题很尖锐。的确，当下普遍流行着一种文学悲观情绪，以为社会现代化使得文学被边缘化，文学不是在发展而是在慢慢萎缩，已经看不到它的前途，甚至出现了“文学消亡论”的悲观论调。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正是用传统文学观在看当下的文学，以为文学就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这些所谓纯文学样式，这些文体的不景气就是文学的不景气。应该看到，现阶段除纸质文本的传统文学作品以外，那些与现代技术相伴生的新文学与新文体，也应该被纳入文学视野之内，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电子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只要它们运用了文学手段，倾注了作者的感情，是通过语言和形象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就都可以视它们为文学。如果这样，那么，文学的地盘就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文学的消费群体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激增。作为文学工作者或文学爱好者，不能用宗法思想和精英意识来排斥这些新生的文学，而应该充满热情地关心它们，扶植它们，甚至投身其间，为它们的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里谈到过，在一些大学讲演时也进行过阐述。
陈：您对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西方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科学主义全方位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变成了“小儿科”，有些人开始“玩文学”，文学慢慢被边缘化了。然而，我一直以为，文学不是简单的审美活动，也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形式，文学更多的是人格塑造的一种手段，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文学升华我们的情感，陶冶我们的情操，锻炼我们的意志，丰富我们的人生。文学内化为人的道德修养、品质修养、人格修养、文化修养。孔子提倡把文学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孟子主张文学的人化，荀子强调人的文学化，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学化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理想的人生；文学化的民族，是文明的民族，是智慧的民族，也是有凝聚力的民族。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纵观历史，中华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学来进行的，而且这种影响将会也必然会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应该是亲切而严肃的。作为以文学教育为宗旨的杂志，《文学教育》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责任也是重大的。
陈：谢谢您对《文学教育》的勉励，也谢谢您接受采访！
陈卫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