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里评《
红楼梦》的一段话很是经典：“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1]。大相径庭的感受是因为接受的眼光不同，这里的“眼光”指的是批评家所取的立场，即批评态度问题，而批评的态度，又决定了批评家的批评视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浓厚的批评家，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沈从文一直徘徊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批评话语的大门之外，冷静地审视着文坛上不断涌现的作家作品。从批评史角度看，沈从文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评论集是《沫沫集》。
《沫沫集》于1934年出版，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Ⅱ卷，其篇目对原版本略有增删，现存评论文章18篇，专论15篇，论及作家有冯文炳、落花生、施蛰存与罗黑芷、徐志摩、穆时英、冰心、鲁迅等人。有长达两万言的《论中国创作小说》，深深浅浅论及五四以来的作家46人；也有两篇介绍新人作品集的短文：一篇对诗集《山花集》的介绍，一篇介绍一部插图本游记散文《黔滇道上》。
“范式”这一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范式即共同体，如科学家共同体、文学家共同体、现代网络诗人共同体，范式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倾向于自由主义，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与批评态度的公正、坦诚、宽容，极力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商业化性质的低级趣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文学史上关于沈从文与上海文坛的纠纷，与进步的左翼文学的抵牾，与他厌弃文学商业化的世俗气息，反感文学附庸于政治的实用功利的文学批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文学批评，使他的批评文体从容、自然、充满生命力，走向益臻完美的批评境界，同时开启了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范式。
在文学逐渐演变成政治与商业的附庸的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坚守着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化阵地，自觉地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推崇中国传统“评点式”与“印象式”的审美标准。个性的孤独和安静，使他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立志追求古典；贪恋清静、和谐的人生观，使他拒绝狂躁、标新立异与变动不居。主张文学独立性的沈从文，政治化与商品化在他看来都是不健全的，只能把文学导向歧路。沈从文重点选取了五四时期的作家进行品评，意在总结历史经验，发扬传统，对他所认为的不良文风进行纠偏。
他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于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要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哪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不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作为主潮存在的左翼文学，采取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积极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推进文学与批判性的政治意识结缘，对一代文学的影响力和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力都远远地超出了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的规模，他们以鲁迅、茅盾为代表，左右着整个文坛
[2]。沈从文却对此现象大不以为然。对于那种过于贴近现实和服从政治的创作倾向，沈从文持否定态度。即使当他旧日的文友丁玲、胡也频等人纷纷转向以文学宣传革命之际，他仍独守一隅，躲到潮流之外默默地营造自己文学的“希腊式小庙”。
沈从文把批判左翼文学纳入自己的视域，指责这种急进的文学“挂了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尔的放荡颓废自弃的喊叫，成了到第二次就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切取了进步的姿态，作高速度的跃进”
[3]。他反感文学上的冒进主义，认为那只是以文学作旗帜。不排除沈从文思想上有政治偏见，但他对初期“革命文学”的看法也有中肯的一面，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这种看法是有可取之处的。他看重的仍是文学独立的艺术价值，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作为沈从文学生的汪曾祺曾经谈到，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出版后，一些理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颇为不满，认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罪名”有二：一是小说没有写阶级性，人物的属性没有归依；二是小说写得是世外桃源，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而沈从文的回答是：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可见，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沈从文眼中是第一位的。
厌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的同时，对文学商品化的实用主义，沈从文更加不屑。他觉得海派文学，不论是最初的鸳蝴派，还是后来的新海派小说，它们重利的商业性、趋俗的民间性、热衷于技法翻新的先锋性后面的商业意图，让他很不舒服。他毫不留情地批判张资平的作品媚俗，放纵情感，只能“给人趣味”或“挑逗”。张资平之所以有如此低级、庸俗的“趣味”，就是因为他一味屈从于大众口味，沈从文说他：“他‘懂大众’，把握‘大众’，且知道‘大众要什么’，比提倡大众文艺的郁达夫似乎还高明，就接到那需要，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
[3]。他认为这种不健康的文学兴味与礼拜六派一样，只追逐商品意义，虽然有市场，但在艺术上却无可挽回地堕落了。沈从文腻味“海派文学”，其实质主要指商品化的文学而言。而张资平，就是他眼中的“新海派” 作家之一，因而大加挞伐。
在“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海派”文学在文坛上开展得热闹非凡的时候，沈从文却固执地坚守着自由的文学批评立场，立志重构中国新文学的走向，提出“以小说代经典”的美学思想
[4]。因为，“它能把生命引导一个崇高的理想上去”
[4]。
沈从文认定，文学艺术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人的生命“指南”与“经典”，不可堕落为政治家的实用工具或手段，因为，“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若能做到无偏见无成见的接触世界，作品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他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之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
[5]。
总体来看，《沫沫集》对作品整体的审美把握，采用横向比较的批评方法与诗性化的语言对作品风格进行批评，成就不容忽视；不足之处在于，因为过于强调形式上的自由，追求语言的唯美情绪，造成了行文结构上没有严整的规划，也没有固定的格式，有时过于枝蔓。如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一口气论述了46个作家，并不讲究章法。《由冰心到废名》也有类似诟病。但是，瑕不掩瑜。作为一个有见地、有个性的批评家，他着重阐释作品内在的艺术品位和创作规律，实践宽容的审美的批评原则，提出“以小说代经典”的美学思想，开创了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范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参考文献：
[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A].鲁迅全集（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2]杨义：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京派与海派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3-10/14/content_1122119.htm.
[3]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A].沈从文文集（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4]沈从文.短篇小说[A].沈从文选集（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5]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故事[A].凤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1版.
刘丽，女，安徽淮北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