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吸引了不少观众，可谓是一部年度大戏。电视剧的热播引起了一场林语堂热，也引起了大家对现代题材的关注。长期以来电视剧大多以古代戏为主，不是清朝的，就是宋朝或汉朝的，占了大部分演播时间。有时逐个选台，竟有三分之二都是古装戏。这是一种文化观念落后的状态！阿根廷法律教授格龙多纳曾用文化观念评判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其中主要一点谈到文化兴奋点的放置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味地放在过去的年代，那一定是个不发达的地区；如果放在现在和力所能及的未来，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定发达。所以要把文化的兴奋点放在现在，关注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放在祖宗过去的辉煌里，这样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是向前发展的。呼吁广大电影和电视的制片、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以及电视台，把文化兴奋点放在现在、放在力所能及的未来。希望广电总局，以至主管文化、思想、艺术的高层，注意营造这种文化兴奋点放在现在和力所能及未来的环境氛围，找出兴奋点放置不当的原因所在。
可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不由得让人想去重读原著。张永琛改编过的《京华烟云》虽不能完全说是败笔之作，但与原著已大相径庭、面目全非。电视剧本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然不能直接搬来用，必须经过一定的改编。诚然要既保持原著之精髓，又要好看，吸引观众的眼球，并非易事。但既然是改编名著，就要尊重原著，不能把其中最实质的东西丢掉。试想，如果一部部名著都被如此改造了，如果大家看到的名著是通过这种扭曲的途径，岂不是一种悲哀！
以下从几方面谈谈对张永琛编剧改编过的《京华烟云》的看法。
一、全剧基调背离原著精髓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在全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即以“幽默”、“闲适”的笔调写“性灵”，成为现代散文“谈话风”一派的宗师。1936年他携家眷赴美国教书和写作。在美国的文学创作，林语堂主要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英文向西方社会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华人。《生活的艺术》一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40余次，并为11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该书中将旷怀达远，陶情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1937年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1938年春，林语堂想把《
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把中国的文化美、人情、人性之美向世界介绍，愤怒地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正欲摧残具有这样美的中华传统文化。后来考虑《红》的背景康乾盛世距当时已有230多年，与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最后决定自己写一部小说，客观地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
[1]于是在《京华烟云》中就构设出了这样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从中显现出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文品格和精神。《京华烟云》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半年内即行销5万多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1975年该小说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文学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由于该小说如实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前40年的现实，所以又被誉为“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享“现代版《
红楼梦》”之美誉。
林语堂以他从容主动、大度自信的写作在海外壮大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声威。他有一幅有名的自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深厚的西方文化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真情，使他超越本士文化之上，用宽容、公正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批评，这使他的文学创作的意义甚至超越了文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创作宗旨是想把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文，在文化的意义上呈现给世界，向黑暗岁月中不了解中国而鄙视中国的外国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字里行间渗透着作家对中国人生活艺术的由衷赞叹，对本土文化的钟情及对中国深深的热爱。
在这一点上，虽然张永琛编剧说因为林语堂的缘故，在他所有的剧本中《京华烟云》是他的最爱；但他改编的剧本却激不起人们对中国智慧和文化美质的艳羡，更体会不到林语堂先生所反复宣扬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理想。这种与大作家的隔膜，这种对大作家的不尊重，使全剧基调完全背离了原著的精髓。
二、人物关系及重要情节遭乱编，主要人物人性被严重扭曲
如果说《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京华烟云》无疑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起笔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木兰随全家逃难被丢；落笔于1938年抗战初起，木兰在逃难人群中拣起一个个被遗弃的孩子。历经满清衰亡、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及抗战初起等几个不同时代，真实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恢宏场面。其细腻的表现力、深沉的思想性均可与《
红楼梦》相媲美。小说还让国际社会看到在这近40年的历史中，中国这个有着优秀传统之美的国度是如何不断受到强敌侵略的，小说中揭露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同时，有感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作家描写了在民族危亡时刻各类人物的性格转变、命运选择，满怀激情地塑造了富有伟大气节的中国平民的群体形象，由此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和中国不会亡国的信念，并以此争取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文学史家称《京华烟云》为抗战题材小说的开篇之作。
改编后的剧本《京华烟云》为了使事件紧凑，用了移花接木法，起笔于1917年张勋复辟，几分钟就到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代背景一片模糊。而且编剧为了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把情节做了很大改动。结果使得面对强敌侵略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宏大斗争，变成了几家人、几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形势下各种人物截然不同的反应和深刻的人性变化，也被减化成儿女情长的几段感情戏。总而言之，失掉了历史的厚重感，使人感到浅薄、庸俗和媚俗。
再者，原著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林语堂先生将自已所钟爱的中华文化精髓，凝结成数个人物形象。而编剧却“为了便于观众欣赏，将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合并和移植”，这就像揉面团、捏泥人，把好几个人物合在一个人身上。其结果是除角色的姓名不变外，人物关系、情节发展都被乱编乱造，主要人物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使小说中比较理想的、代表真善美的人物形象不再光彩照人，失掉了人性的魅力；比较善良的人物也被丑化，变得不通情理。
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姚、曾、牛三家，牛思道是被清朝的御史大夫参倒的，与姚曾两家无关，因为天下之大，非此三家。他们各自都根据其内在原因和外部环境而有其自然的发展，但编剧却非要通过莫愁的坎坷蒙难，让姚曾两家与牛家的衰败扯上关系。在原著中作者借傅先生之口说出：莫愁沉稳、安静、圆通、富足，她包容一切的个性是载福的。因此她平稳地嫁给了立夫。较之木兰的活泼，莫愁显得更踏实稳健，遇事有长远的考虑。这位聪明而善辩，现实而温婉的大家闺秀，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之美的优秀女子。如果说姚木兰是原著中一位最理想的女性，那么莫愁就是在思想、性格上有另一番特色的又一位理想女性。张永琛编剧认为他改编的最成功的就是莫愁这个人物形象，而且说“原著中莫愁只是木兰的影子，姐妹俩在性格命运上反差都不大，这个人物本身没有什么戏剧冲突”。于是把她改成了一个自我中心、骄气任性的刁蛮小姐，好像韩剧中的野蛮女友，被强暴后，立夫出于同情娶了她。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就这样被颠覆性地改变了。把如此美好的形象毁灭给人看，实在是一出人造悲剧。
大作家挥泪写下的“红玉之死”是小说中动人的篇章，在这里林语堂先生有意把多愁善感的红玉类比《
红楼梦》中的黛玉。从王府花园暗香斋的下联“闲人观伶伶观人”中已见她的才气超人。后来因在窗外听见阿非等人谈论别人的婚事，误以为是在说自己而她又十分相信杭州月老祠所抽“芬芳香过总成空”的卦签，最终为了自己所爱的人的长远幸福，自己投湖自杀。正如莫愁所说，她的病根儿是不能把事情看得开，而且好胜心太强。小说中这位最美丽、最有才气的姑娘，爱她的表哥爱得非常深，情到深处只想到付出而不是索取，所以从她的最终选择中，让人们感觉到她对阿非至深至性的爱，高过了《
红楼梦》中黛玉对宝玉的爱。可是电视剧中的红玉却变成了一个使人觉得不可爱的、神经过敏、嫉妒心强的女孩子，最后是因为看见迪非和黛芬打秋千，气愤投湖。一个充满真善美的凄婉爱情故事蜕变为一场嫉妒吃醋的闹剧，一种为所爱的人的幸福着想的高尚情操，变成了一段庸俗的三角恋爱。
曹丽华和曾荪亚的婚外情本来只是小说后半部分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在剧本中却被大肆渲染，编剧把原著中体仁和银屏的故事嫁接到了他们身上。其结果是原著中一个单纯的女学生，成了一个破坏别人家庭、城府极深的可恶女人；而著作者心中喜爱的随和宽大、容易与人相处的荪亚，变成了一个肤浅、任性的纨绔子弟。
原著中曾文璞思想虽守旧，但也修身养性，以儒教思想治家，恪守人伦秩序。家中上下，除牛素云一人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得很融洽。其中的桂姐，是个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充满人性美的人物形象。在剧本中却变为嫉妒素云和木兰，心眼歹毒、处处使坏的妇人。而且曾太太也知道了她的坏，于是俩人之间还有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似的明争暗斗。原著中曾老爷、曾太太去世后，桂姐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剧中改为桂姐死在了曾太太前面，曾太太还说：她终于没有得逞，终于没有被扶正。这种人性的丑化，使曾太太也为之失色。小说中那位谦虚安祥、教养良好、稳静端肃的贤妻良母，如今成了一个心底阴暗、冷漠寡情的老太婆。
另外孔立夫这位新旧交替时代愤世嫉俗、忧国忧民、满腹经纶、气宇不凡的青年，在剧中成了壮志难伸的困兽；原著中能理智地处理与木兰的知己关系，剧中却为了个人感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木兰与荪亚离婚。另外，不断指责别人、挑剔莫愁的爱情，尚需木兰来安慰他的浮躁焦虑。
再就是牛家的大小姐素云虽然在原著中表现的娇气、傲气、霸气，做事任性，但是偶尔也显出天真无知的可爱，而剧中多半儿时间她都只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尖刻丫头。牛怀玉原本是个坏事做尽的纨绔子弟，编剧却让他先是变得温情了许多，竟然还让他爱上了莫愁！而后这样一个变好了的人，在剧本后半部分莫明其妙地又一次性情大变，沦为汉奸。
总之，张永琛版《京华烟云》不但没有让人重温一段美好的回忆，相反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片被颠覆得乱七八糟的文学废墟。严重扭曲的情节和人物关系，把弥漫在原著中的家愁国忧、离合聚散、情真恨切和大气磅礴一扫而空。作者倾心刻画的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中，除了那超脱世俗的姚思安还是可圈可点之外，其他人物较之原著都大为失色。所有被扭曲的人物中，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姚木兰。
三、“拔高”主要人物形象
原著中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姚木兰，既是道家（姚思安为道家哲学的化身）的女儿，又为儒家（曾文朴为儒家思想的躬行者）的儿媳，在她身上便综合了儒道两家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兼具现代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出世精神和入世方法与现代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有机结合，使她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独特主见，集美丽、智慧、贤淑、大度于一身，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活泼快乐。
林语堂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而且他认为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为李香君、一为沈三白《
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因此可以想见，木兰的骨子里自然少不了香君的丈夫气和芸娘的自然率真、贤惠可爱。从少年时代的历险，父母眼中的骄傲，到为人妇后的持家有法；从舍身救助“发乎情、止乎礼”的挚爱情人，到自信、宽容地解除了自己婚姻中可能的暗礁。这位奇女子娴淑端庄的仪表，明理、刚性的男儿气质中所呈现的大家风范，昭示出的正是一种中国智慧和中国文化美质。因此，林语堂是把姚木兰当作中国现代人文品格和精神的理想的化身来塑造的。结尾处，林语堂让这位理想中的女子，放弃了安适富足的生活，心甘情愿去做一个普通的村妇，过幽雅山居的生活，到最后融入广大平民百姓之中，化为艰忍、勇敢、伟大的民众大海中的一滴水。这既给人“浮生若梦”之感，同时又让人体会到一种全民抗战的理念。并且在第三卷《秋季歌声》中取秋天树叶衰落之时，春已开始之意，对战事的结局作出了乐观的估计，即所谓“晚秋落叶声中，可听出新春的词调，及来夏的壮曲”。同时说明，传统文化只要融入现代精神，积极面对变迁的现实，就会更有生命力。
可是，张永琛却认为木兰的命运缺乏大的坎坷和波谰，缺少真正的痛苦，磨难太少，不足以显出她的伟大，不足以成为一个突出人物。难道木兰身处乱世，始于逃难被丢，终于长途跋涉的逃难，其间又痛失爱女，国破人亡，难道还缺少真正的痛苦？剧本中，先让她替蔓娘为平亚冲喜，接着又让她替妹妹莫愁嫁给荪亚，结果剧中的木兰成了救场如救火的调包新娘。这样安排也显得本是以儒家思想治家、知书达理的曾家，只因一次救命之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木兰如此付出，显得极不通情达理，使人对曾老爷、曾太太心生厌烦。名不正言不顺地嫁到曾家后，得不到丈夫的爱，忍受丈夫在外搞第三者，还得委曲求全给丈夫带私生子……凭空加上的诸多坎坷中，看不到编剧想借以表现的贤惠、坚韧和柔美，反倒看到了一个怨妇：死心塌地地爱着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一味地宽容忍让一个在曹丽华死前基本属于一无是处的男人。剧本中姚木兰的所作所为，使人觉得窝囊、令人生气，而且其深层心理让人不能理解！这种在极“左”思潮泛滥年代的“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早已为新时代观众所排斥。在一个现代化的和谐社会，人们更相信平平常常才是真。这种人为的“拔高”，使一个原本集多种文化优点于一身的普通女性，成了一个在毫无原则的包容和牺牲中一定要把婚姻维持到底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
林语堂先生因着一份热爱与责任在创作，读者和观众怀着一份虔诚在期待。20年前，与其说是赵雅芝让我们记住了姚木兰，不如说是姚木兰成就了赵雅芝。总之，那万人空巷的情景而今已不再！因为美丽已流于俗套！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只剩下现代化技术和硬件制造出的一幅幅精致、华丽的画面……
四、原著的深度和广度
从时间上讲，原著所写的1900—1938年这三十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经历了清朝衰亡、辛亥革命、民国初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国共斗争、抗日战争等各个主要时期。其中包括了八国联军侵占京津、义和团运动、慈禧携光绪西逃、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民国初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共合作、国共内战、卢沟桥事变、凇沪抗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从空间上讲，小说从北京写到山东、河北、天津、上海、香港、南京、苏州、杭州、浙江天台山等地。
从人物讲，除姚、曾、牛三大家及其亲友上百人，又涉及到袁世凯、陈独秀、齐白石、若干日本人及逃难人流大众。
从描写的事物上说，有战争灾难、家居生活、官场腐败、恩爱情仇、生老病死、情操道德哲学思想。
广度之大，可说是二十世纪前38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现状的生动写照。看完原著不能不惊叹作者的真切、博大。
原著描写更有作者独到的深度。写到清末京城大贪官牛思道，不仅写到他如何借机贪婪无度、侵吞国家和民众的钱财，而且还写到牛思道本来不做官时也算个老实人，关键是他有一个“马祖婆”牛太太。这个牛太太并不是个好讥笑别人的浅薄女人，而是一个野心勃勃、实际又能干的女人，凭对现实环境的真正了解而获取利益。小说中讲到她的为官之道：官场中只有富有经历才智，加上几份黑心的人，才能乘风破浪、飞黄腾达。还讲到想做官的人，必须既不太诚实又不太急躁，也不太想有作为，也不太想进步，不太敏感，不太讲良心，还有后台撑腰，大概才能确保官运亨通。她利用当大学士的表姐夫撑腰，又教丈夫为官之道，才使牛思道成为度支部大臣“牛财神”。后来御史大夫正是利用王大学士不好插手的时机，才参倒了牛思道。后王大学士出面保，才留下牛思道的性命。原著又讲到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权后，也不敢再用名声太坏的牛思道，牛家才彻底衰败下去，而不像张剧中那样由民国检察院大员和孔立夫整倒。
看看现在不断被中纪委纠出的一个个大贪官，他们的为官之道与牛太太所深谙之官道，不是如出一辙吗？现在每一个贪官背后不都有一个坏女人，甚至一群贪婪情妇吗？100年前清朝贪官的腐败与现代一批批的贪官何其相似！林语堂先生的原著真是一针见血，深刻揭露了当时和100年后的现代贪官的嘴脸和灵魂。
除了牛家，小说又写到思想守旧，但基本是个清官的曾家。曾文璞前为清朝户部侍郎，后为电报总局副总监，但银行存款不过10万。写到曾家是个以儒家思想治家的家庭，父慈母爱、子媳孝顺、人品善良、家庭和睦（牛素云一人例外）。曾老爷虽思想守旧，临死到棺材里都要穿清朝的官服，但能看到民主潮流的不可阻挡。所以当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慕其有清官之名，邀他参政时，他装病婉辞。表现了既不愿与复辟封建王朝当皇帝的袁世凯同流合污，又不得罪当政强势的儒家作风。因儒家思想从来都是皇帝圣明时出来做官，朝庭腐败昏庸时退隐山林。
原著写到姚家能出木兰、莫愁这样的理想女子，全是姚思安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姚家虽是大富商，但姚老爷不喜欢经商，商务之事全由冯舅爷打理，姚老爷受庄老思想的影响，对于《易经》《
道德经》的变化之理很有研究和造诣，对世事看得透、有预见。他在日本侵占华北前一年去世，去世前告诉年轻后辈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并且说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当立夫说为什么曼娘的话这么重要？姚老先生很郑重地说：“不要怀疑我的话，只问曼娘怎么想。你们没有什么重要性。”
[2]在1935年能预见到中日必战，且战争能否取胜由曼娘说了算，这与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谈到的“动员全民族抗战，打一场人民战争，中国必胜”
[3]的看法如此的吻合。因为立夫等是对政治时事敏感之知识青年，而曼娘是平时不大问国事的基本群众，只有当基本群众觉悟到要抗日了，中国才能胜利。
姚老先生在临死前还劝告牛素云，中日之间大战就要发生了。等一打起仗来，要记住你可是个中国人。牛素云是一个私心很重的刁蛮小姐，但不是一个良心全部泯灭之人，再加之被姚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感动，最后在中日战争面前选择了爱国抗日之路。
另一点，姚思安虽深信庄老之道，领悟了人世间的变化之理，但也发现了其美中不足。他瞩咐孔立夫用生物学、现代科学去阐述庄老之道，因为原来讲得都笼统不清楚。近日，杨振宁、何祚庥都谈到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源泉的《易经》，虽有万事万物变化之理，但也有几个缺陷，一是神秘主义，二是笼统思维，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实际上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辨正地综合。“天人合一”其中讲到人和自然要和谐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认为天和人发展的规律都一样是错误的，总之，《易经》《
道德经》都缺乏对具体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老是揭不开事实的真面目，这就阻碍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姚思安能想到用现代科学去理解阐述《易经》《
道德经》这些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之源，在70多年前多么难能可贵啊！
原著不搞绝对化、片面化，而是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大贪官牛思道那样的家庭，也出了最年轻的、到西北打游击的共产党员黛云。而家教最好的姚家，也出了姚体仁那样的败家子。而且还指出姚体仁的颓废是由姚太太的过分溺爱和姚老爷的嫌弃疏远造成的。原著里还讲明了一个道理：要想教育影响一个人，必须亲
近他，不能讨厌他、对他一味地严厉。这不也是一种深刻吗？
五、结论性意见
总之，港版的《京华烟云》尊重大师林语堂、尊重原著，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人性之美，使人理解了原著的精细深刻。张版电视剧胡编乱造，使美者让人不觉其美，使较美的人变成丑恶之人，使厚重变得浅薄，使高雅变庸俗。可称之为败笔之作！如果说张永琛的改编，超越了通常意义的改编，形成了新的创作，那就不该用《京华烟云》的原名。改编中允许有创意，允许有取舍，但改编成不是通常意义的改编，那还叫什么改编？改编得扭曲了原著作者的本意和灵魂，怎么还能用原著的名字？难怪不少观众说：张版电视剧是假货、冒牌货，应该打文化之假！如果编剧坚持自己改得好，此剧的名字也绝对不能叫《京华烟云》，如果变成《京华云烟》《京华恩怨》倒是无可指责的。
六、导致改编失败的原因
1、改编者没能理解名作家名著的宏大的思想广度和深度。人们常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大气候。做学问要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才能良工不示人以朴。如果吃不透原著，就会成不了大气候，站不到应有的高度，写不出应有的深度，小家子气只能对大气候望洋兴叹。
2、指导思想考虑市场过多，过于媚俗，偏重了娱乐性。
3、编剧为了确定出一个相对明确，也相对积极的主题，又想加强民族精神，这种想法是对的。但应注意凡事都有度，应处理的恰到好处，不及和过都不太好。该剧使人觉得写人写事要“高、大、全”，要绝对化，突出政治。这种极“左”思想影响的余毒，给人以很深的印象，这不能说不是导致改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京华烟云.［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1）。
[2]林语堂.京华烟云.［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536）。
[3]毛泽东.论持久战.［A］.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6月第2版.（P439—518）。
吴雁琴，女，山西临汾人，山西师大临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