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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婷在“朦胧诗”的大家族中算是一个异数了，在朦胧诗人们普遍的怀疑与反抗的浪潮中，她的写作一方面表述着自己的“伤痕”、迷惘和内心的冲突，另一方面不乏对体制的温顺、对温情的渴望。这份含情脉脉的渴望使她更容易从社会对朦胧诗的怀疑与批判中突围出来，较早得到社会的承认，与“今天”诗派其他成员相比，舒婷得到主流社会的称赞可能是最多的。^[1]
       本诗原发于《今天》，后被《诗刊》转载。^[2]民间刊物的作品被具有官方背景的刊物所接纳，对舒婷来说，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政治背景的更替和流变，也意味着具有反叛意识的这一边缘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的“中心化”。舒婷的诗歌写作，尤其就《致橡树》来说，就是一个时代政治、审美意识流变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中庸美学”的一个典范。
       “朦胧诗”与此前新诗的差异是明显的，在主题、修辞手段、话语风格方面都迥然不同。此前的文学普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主题被严格限定在现实政治层面，对人性的写作无疑是违反规范的。《致橡树》的成就首先是主题的突破，它掀开了人性之上的阶级遮蔽，进入了一片禁区，大胆地说出了一直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爱情”。另外，对爱情的颂扬也符合当时人性解放的潮流，它以自己虽小却色彩亮丽的浪花汇入了时代的合唱，成为时代文坛上一只报春的紫燕。这首诗以树喻人，以爱情来写女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实这是诗歌写作中很普通的套路，“五四”时期的诗人沈尹默就有一首以树喻人的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站着，/却没有靠着（《月夜》）。诗人艾青也有类似的诗：“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立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树》）。三首诗的主题十分贴近，甚至意象、构思也有诸多相似——除了时代的价值，《致橡树》似乎并无出色之处！
       确实，在过去的动乱年代，极左路线给民族造成了巨大创痛，斗争成为人们相处的基本方式，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缺乏起码的信任。动乱结束以后，人们渴望情感的抚慰、心灵的解放，人们迫切渴望文学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渴望从文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首诗出现后人们的强烈反响就容易了。正如作者所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地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3]所以舒婷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坛上充当的是一个与战地护士类似的角色，是情感的抚慰而不是北岛式的质疑与反叛。
       虽然同为女性诗人，这首诗也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但舒婷与此后当代文坛上出现的女性主义诗歌不同，舒婷的诗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还是传统型的——没有越出五四时期。本诗所塑造的就是一个忠于爱情的动人女性，她渴望能够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承担命运，共同创造生活，不愿做一个“痴情的鸟儿”，亦步亦趋地追随男人的步伐。既突破了题材的限制，涉足描写普通人的情感——却没有走的太远——这种主题上的巧妙取舍，见证了舒婷诗歌美学的胜利。
       要做到对人们的情感进行抚慰，在话语策略上，舒婷首先调整了诗歌的情感“硬度”，要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话语方式进行改造：以抒情话语代替铿锵豪迈的战斗话语。从整体上体会舒婷诗歌的情绪，许多都带有小夜曲般的风格：轻柔、明亮、温情脉脉，甚至淡淡的忧伤。方式之一是调整常用的意象，代之以新的意象，如舒婷的《群雕》所明确意识到的那样：“紫丁香和速写薄/代替了镰刀、冲锋枪和钢钎”。在《致橡树》中出现的木棉、凌宵花、橡树等意象迥异于此前带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青松、翠柏、向日葵，它们和朦胧诗潮中的其他意象一起，成为文学花园中的抒情色彩浓郁的植物，共同承担了构建时代性情绪的目标任务。新的诗歌意象替代此前革命文学中象征意义固定的，因而很难激发想象的旧诗歌意象。也是诗人的高明之处。这些新的意象，由于其和旧的革命文学中的诗歌意象不属于一个话语范畴，因而具有了新的审美可能性。
       在诗歌的语气上，则努力更舒缓：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凌宵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爱情属于个人私密性的情感范畴，不是公共话语，舒婷们还没有道德勇气如后来的文坛“宝贝”们那样，和盘托出自己生活隐私，兑换因社会注目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她必须将自己的情感故事过滤，使之净化，符合公共话语的道德诉求。因此，她使用的是虚拟的“如果”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份小心翼翼的爱情。^[4]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份自我陶醉的爱情，她是“半公共话语”，在抒发自己的情爱感受时加入“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5]这样的带有“中庸美学”特征的话语方式，这理所当然地使之加入了主流话语的合唱，成了被普遍认可的文学新经典。
       注释：
       [1]譬如在姚家华选编的《朦胧诗论争集》中，题目涉及具体诗人的四篇评论中，有三篇评论舒婷，并且对她的创作持肯定的态度，作者分别是孙绍振、周良沛、刘登翰，时间都是在80年代初期。
       [2]舒婷. 致橡树[J]. 诗刊，1979，(4).
       [3]赵威重. 论舒婷的朦胧诗[J]. 社会科学辑刊，1993，（3）.
       [4]洪子诚先生认为：“她的诗的转折，虚拟等句式的大量运用，以及在整体结构上各部分是有矛盾性质的对比，都在表现处于转折时期的‘选择’上的紧张状态。‘选择’虽然存在于人生的整个过程中，然而，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生命，会在某个时刻有更尖锐的体现。”见洪子诚：诗的语言分析举例——之一：舒婷诗的句式[J]. 名作欣赏，1989，（6）。
       [5]一位论者认为：“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这一节纯属节外生枝，画蛇添足。”见，郑鸿魁.：蛇足之应去——舒婷《致橡树》指瑕，名作欣赏，1996,(5)。其实，舒婷正是依靠这种明朗或者“多余”，才使得私人话语获得了合法性.联系此后其他朦胧诗人所遭受的激烈批判，舒婷这份小心，这种多余的解释就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焦红涛，河南洛阳人，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