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夜，由丞相吕不韦招致门客编纂而成的，是战国时代诸家思想的汇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文化政治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文化特色。
一、功利思想
战国后期，列强纷争而渐趋于统一，秦国日益强大，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趋定，这样，在战乱即将结束，统一大势一定的情况下，怎样统一天下以及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成为摆在秦统治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吕不韦自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召集众多门客各著其说各著所闻，“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此总的要求通领下，诸家宾客各论其学派学说，以期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理论前导。因此，虽是“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内容上其侧重点还是在军国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故君臣之意，不可不明也”,以期用自己的学说来重建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即使是谈养生说乐律，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政治大事上, “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与此相关地,在论说形式上《
吕氏春秋》有类似于《左传》“君子曰”的评论，如，卷十四《义赏》中有两处评论：
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贵，是以报德。文公虽不始终，足以霸矣。”
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此处，显然是意图借助孔子的权威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不一定是孔子之语，如后一则评语则系杜撰可知，毕沅曰王伯厚云：“赵襄子事在孔子后，孔鲋已辩其妄。”可见，这种事后加以评论达到方式已经成为寄予作者理想，抒发情致的一种方式。通过论说，他们那种为君主献计献策，探求国家治道的心情跃然纸上，期待君主采纳己说的愿望昭然若揭。
二、鲜明的大一统观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国，即齐国的“稷下学宫”。到了齐襄王时期，“稷下学宫”开始衰落，诸家士人大多数都离开了“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中心由齐国转到了秦国。因此，《
吕氏春秋》也是战国诸子思想的汇总。在《
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派别的思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都有所体现。但是，入列其中的诸子学说也是有选择的，并不是毫无标准的，“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者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处，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在《
吕氏春秋》中一些矛盾、对立的思想中也一并出现。如子华子学派重生而轻功业的思想与儒家重视建功立业的思想是相抵牾的，兵家的“义兵说”与惠施等人的“偃兵说”也是对立的，但是，《
吕氏春秋》却存而有之，体现了一种学术思想的融合。高诱的《吕氏春秋序》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这样，《
吕氏春秋》在当时的政治即将一统的大背景下做出的融合文化的尝试，为以后大一统理论的系统提出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这种百家争鸣而近于一统的趋势，为秦国的统一而提出，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本应该会实现，但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专制王权，专用法家思想，“马上得天下”而欲“马上治天下”，所以这种文化一统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到汉初，这种诸子思想争鸣的局面也曾经“回光返照”，诸子思想一度复活。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文化一统于儒家。由此才实现了真正的文化一统的局面。但是，《
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一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强调君臣相得
在《
吕氏春秋》中涉及到的“士”有不同的类型，有一心报主不惜己命之士，如豫让、聂政等；有择主而栖之士，如不受郑子阳粟的子列子等；有以死明志之士，如“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不知其臣者”的柱厉叔等；有不受士禄之士，如子夏、段干木等；可见，在《
吕氏春秋》中，“士”是极为受重视的，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以及“士”的作用有关。春秋后期至战国，争霸一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局势，当时的诸侯国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或者是在大国争霸中能有一息生存，都在想法增强国力，变法图强。在此过程中，士人显示了其安邦定国的作用。《下贤》中有“文王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礼士可以使士人为其排忧解难，可以在生命的生死关头拯救其生命，使其“安国免身”，“此赵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显，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更重要的是，士人还可以辅佐，使其国家昌明，一图霸业，“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这是当时诸侯最为看中的一点，也是引导他们不惜重金不惜放低身价尊士礼士的首要原因。
既然士人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对想利用他们来图强图新的诸侯来说，就不能不提出一定的要求，天下虽有有道之士，但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可得贤士而为其所用，因此，要用士必须先要礼士。“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否则，即使有贤能之士也不会尽其才能，为其所用的，“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可见，士人对于君主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士态度要尊敬，要礼貌有加，但是，在《
吕氏春秋》中，对于君主还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知士”。“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在这里，对于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主要的。这是因为，《
吕氏春秋》本身就是吕不韦集合门客也就是当时的士人而写成的，他们对于君主的期望、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在其中必然会有所体现。但是，我们说在《
吕氏春秋》中士人所代表的这种“道统”也不是一味地对“政统”批评提意见，他们还是力图与君主取得一种和谐的君臣关系的。只不过，他们在态度上有点“恃才傲主”罢了。
四、多种文化互融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地域特色是极为明显的。《汉书 ·地理志》说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这种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
诗经》中有十五国风，不同地区的诗歌有了不同于他处的风格。我们说，政治文化一统也包括各个民族、地域之间政治文化的交融。战争，并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力量，从另一种角度讲，它还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战国时期，随着七国纷争的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
吕氏春秋》集合东方各国宾客而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地域之间的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融合。在战国后期，秦国与六国通过战争、会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强了交流，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进入秦国，晋国的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国比较重要的思想，并且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成为秦国的治国方针。秦朝一向奉行专制皇权，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在《
吕氏春秋》中，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得到了强调，要求秦始皇应时而称帝，秦始皇后来也是利用了此学说来为其统治提供合理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始皇恐“名号不更，无以称其功，传后世”，就借助邹衍的阴阳五行理论，代周而称帝，一统天下。
戚万法，山东东营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