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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道出了天宝末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这场战乱不仅使一度空前繁荣的大唐王朝元气大伤，更给天下百姓带来难以言喻的深重苦难。次年，长安陷落。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与平民百姓一样，不幸被战争的狂潮所吞噬，开始了辗转流离的生活，亲身体验了战祸的危害。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闰八月，诗人自行从凤翔回鄜州羌村探望家小，乱离中的诗人历尽艰险，终于平安与家小相聚，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著名
       的组诗《羌村三首》：
       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羌村三首》音调各有所异，构成了诗人的一部“还乡三部曲”；内容各有所异，合成了一幅“唐代乱离图”。组诗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杜甫回家省亲时的生活片断，客观真实地再现了黎民苍生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朝不保夕的悲苦境况。“诗人时刻不忘人民遭受的苦难，这在古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他最可贵的品质，所以文学史说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并不过分。”^[1]
       一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此时，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笔者认为，“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孥”。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绝妙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这些年来，诗人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妻孥”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这泪水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笔者认为，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又有几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又能体味到多少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震人心弦，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也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了，笔者想，在“感叹”与“唏嘘”中含有多少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人觉得似在梦境中。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真可谓典型。
       二
       第二首写诗人居定后的苦闷，表达出自己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自己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自己的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真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此情此景，感人肺腑，令人牵肠。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广阔的驰骋想象的天地。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有多少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曹孟德胸怀统一大志，却迟迟无法实现，于是唱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陶渊明抱酒守拙，恬淡自然地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李白更是用酒和诗谱写了自己浪漫飘逸的一生……这里，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的千万般无奈与痛楚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太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今人读来亦不免扼腕叹息。
       三
       第三首，叙述邻里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由群鸡的争斗乱叫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甚至连未成年的儿童也被征上了前线，足见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可见本诗的高度概括力。
       最后四句，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笔者认为，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自己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又自感惭愧。
       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此时此刻，“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多么地意味深长，有多少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也许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应皆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法国诗人瓦莱里说：“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文学的铁的规律。”^[2]所以，“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在这一刻，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终于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令千载之后的我们，读来亦深受感动。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摄人心弦，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自然主义者左拉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3]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宁都遗民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纪事诗序》云：‘盖自诗亡而春秋作，圣人以史续诗，至杜甫，诗多纪载当代事，论者称曰‘诗史’，则又以诗补史之缺也。”^[4]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绵连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梵·高的《农鞋》一画仅从一双农鞋上为观者传达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思想；白居易的《长恨歌》一诗仅从李隆基与杨玉环二人的爱情悲剧上展现了历代王朝兴衰的道理；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概括的能力，是“伟大的天才与常人不同的特征”。^[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甫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参考书目：
       [1]祝尚书《心灵的绝唱》[M]第72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2]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A]《现代西方文论选》[J]第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版。
       [3]左拉《论小说》[A]《古典文艺理论译丛》[J]第8册第1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版。
       [4]潘承玉《清初明遗民诗人的诗史意识》[A]《古典文学知识》[J]2004年第2期第58页。
       [5]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M]第102页平明出版社 1953年版。
       崔玲，安徽皖西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