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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是我国人品与文品俱佳的伟大诗人。他生活于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却能洁身自好，保持光明峻洁的人格，坚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开创了田园诗一体，描写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风格平淡自然，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毫不迎合当时理过其辞、矫揉造作的诗风。他高洁的人品与文品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在提到陶渊明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强调他的归隐，强调他的躬耕自给的生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他的出仕经历，仿佛害怕一谈做官就会损害陶渊明的伟大。对陶渊明的忽仕忽隐该如何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说法之一是陶渊明受老庄思想和当时社会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两晋时期，政局动荡，腐朽的士族阶级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非常之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在此种社会状况下，魏晋名士们把心神的超然无累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希企隐逸之风大行其道，人们以缨于世务为鄙俗，以宅心玄远为清高，隐胜于显，处优于出，已经被魏晋名士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而且也是他们对人事高下优劣的评价标准。当时的诗坛名流阮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都曾在诗赋中抒发嘉遁幽栖之志。因此，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实际上，陶渊明的归隐和那些名士的“归隐”有着质的区别，那些名士们归隐只是附庸风雅，他们绝对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的躬耕自给，回归田园。朱熹对此曾有独到的评价：“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因此，将陶渊明的归隐简单地理解为受隐逸风气影响有失偏颇，而且，这种说法只是在解释归隐，并没有说明他的仕与隐。
       另一种说法似乎较为合理，即认为陶渊明的忽仕忽隐是他在经济上贫与富矛盾的外在体现。陶渊明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与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不过到他家境已经没落。颜延之在《陶征士诛》中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蔡菽不给”，他自己在《自祭文》中也写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一个人在世间生存，衣食住行样样少了经济为后盾，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陶渊明虽然热爱田园生活，在躬耕自给中体味到人生的真意，但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农夫，正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所写“草盛豆苗稀”，收成也就可想可知。虽然他像一个真正的农夫一样辛勤地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并且相信“力耕不吾欺”，但是他的生活却常常入不敷出，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表现饥寒苦况的诗句。《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到“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到“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时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杂诗十二首》之八写到“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一个人穷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其艰难可知。虽然陶渊明自己能安贫乐道，但是他作为一家之主，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因此，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沈约在《宋书·陶潜传》将陶渊明“起为州祭酒”的原因解释为“亲老家贫”，颜延之在《陶征士诛序》中称他出仕是由于“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诗人自己也在《饮酒二十首》之十九中写到早年“投未去学仕”是为“长饥”所迫，《归去来兮辞》在序言中写自己出仕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这样看来，诗人出仕是因为家贫的缘故。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陶渊明的出仕，有些问题就很不好解释，如陶渊明出仕期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他最穷的时候是在辞去彭泽令以后，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但他并没有因“长饥”而去“学仕”，并且拒绝了朝廷“著作郎”之征。可见贫穷并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
       当时社会的隐逸之风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贫穷也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他忽仕忽隐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与“质性自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在陶渊明五次出仕过程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时间短暂，并有明确记载是因为家贫出仕后又因不堪吏职而辞去以外，其它的三次都和他的政治理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三次出仕，他分别入荆州军府恒玄幕中，北府将领刘裕幕中，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这是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同时这三次出仕的八年中并不是他最穷的时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无论是从他的实际经历还是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到陶渊明曾有积极出世，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
       然而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无法得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在陶渊明生活的时期便经历了马司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别说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就是想混迹官场求一个饭碗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丧失人格，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在污浊的世风之下，许多人为求得荣华富贵这样做了，他们出卖良知，苟容媚世，目的在于追名逐利，以求在官场中谋一席之地。而“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每次他为实现政治抱负走上仕途，而一入仕就感觉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产生归隐的念头。他第一次出仕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入桓玄幕不久即厌倦官场敷衍与仕途奔波，发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慨叹，刚刚出任镇军参军，就有“终返到王生庐”的打算，赴彭泽县令之职，一到任就“眷然有归欤之情”。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因为在几次“宛如辔憩通衢”的仕宦生涯事他明白，要想保持自己“自然”的质性，就得超脱世俗的名利，回归田园。
       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使他出仕，“质性自然”的个性又使他选择归隐。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二者不可得兼。这不可得兼的矛盾使陶渊明处于两难的境地，忽隐忽仕正表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又有隐的不安。委怀于琴书和寄情于园田他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暂疏园田走上仕途他又深觉意志多所耻，这样，他每次出仕都好象是违心之举，每首出仕诗总是先写自己的宿好在于园田诗书，后写自己一定要决别官场躬耕终老。早年儒家诗书的熏陶赋予他积极入世的猛志，他不断激励自己进德修业，以期有功生前留名于生后，可是他的气质个性又闲静少言，不堪市朝的浮竞喧嚣。他的人生志向与精神气质的内在冲突，使他的灵魂无论是仕还是隐都不得安宁。
       行文至此，我对陶渊明忽仕忽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仕与隐并非一时意气，随心所欲，而是对生命价值的艰苦探寻与追求。苏轼曾评价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高度赞赏陶渊明的为人之“真”。这种真实而不虚矫，不违自己的本性做人也许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在经过一番仕隐周折之后，他发现只有回归自然才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因此最终选择了归隐，在归隐中遭遇贫穷的窘迫，也享受着做一个真我的乐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体现出其人格的崇高。
       张翠荣，教师，现居广东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