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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灵魂。他的精神、他强烈的生命意识、他的作品及其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警醒着一代代中国人。
       鲁迅出生没落大家，从小受到包括儒家正统文化及佛、道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著作，又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识与超人学说、基尔凯郭尔、施蒂纳的非理性主义对孤独个体生命形态的体认。在经历了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鲁迅深感中国改革之难，对中国的认识更加透彻，深刻思考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鲁迅用犀利的笔法彰显其内省自觉、深沉坚韧的气质与强烈的使命意识、内向抑郁的气质与浓厚的孤独意识，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本文就试从《阿Q正传》来看看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使
       命意识和孤独意识。
       一、充盈于《阿Q正传》中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阿Q正传》中，通过阿Q及其周围人物的塑造，作者表现出其改造“国民性”和反封建的思想观念，这其中透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强烈的否定性特征和深刻的悲剧性意识。
       铭心刻骨的童年经历、惊心动魄的感性经验、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与内省自觉、坚韧深刻的个性气质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形成鲁迅“立人”、“兴国”的理想和自觉意识。
       鲁迅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在精神领域以身报国的方式，终生在精神领域进行国民灵魂改造的工作。他认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改造，新的社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为改造民族精神，他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情感紧紧和变革现实连在一起，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批判国人之“国民性”，以期改造“国民性”，阿Q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阿Q乃一个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以帮人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其赖以自慰甚至是赖以生存的精神胜利法：他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他从不正视现实，而是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自慰、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妙法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精神胜利法的根源于他深重的奴隶意识：长期的封建压迫使他的主体意识迷失在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中，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只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群”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阿Q的精神胜利法乃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反映，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异族统治、战争动荡、思想的极端束缚是其产生的土壤，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周作人先生在读过《阿Q正传》后说：“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ro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取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病根。”鲁迅为阿Q作传，目的就在于以冷静的思考理性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的负面，医治国人灵魂。
       作者不仅塑造了阿Q的形象，而且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另一类“国民性”的人物群像：看客。他们张着嘴去看杀人，用眼睛去咬阿Q的灵魂，议论枪毙并无杀头好看。他们是饱受中国封建文化束缚和毒化的中国的民众，他们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他们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和对异己者的迫害来维护封建旧秩序、旧伦理的基本规范，与统治者共同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大团圆”结局说明人民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心痛。他要“呐喊”，他要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
       同时，鲁迅将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脱离群众的畸形革命始终是不能得到群众理解的，是没有基础的，必然走向失败的，是挽救不了中国沦为殖民地命运的，也不可能解放人民大众。
       阿Q的形象在表层上原型来自于鲁迅的故乡绍兴，或是同乡，或是远亲，在深层上则是作者对人类精神现象和中国人精神特征的理性探索伴随着活生生的原型一起升华、熔铸成的不朽艺术典型，是作家个性气质和生命意识的隐现。
       二、弥漫于《阿Q正传》中的浓郁的孤独意识
       鲁迅内向抑郁气质和孤独意识激发的是他改造现实、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在《阿Q正传》中体现为“抗争”和“死亡”。
       阿Q并不完全安于被欺凌的命运，当革命到来时，他从被剥削者的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他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来……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并没有接受阿Q，反而让阿Q最终走上了断头台，革命燃起了阿Q心中的希望之火，却又将希望变成了绝望。鲁迅以阿Q的死指向“绝望的反抗”，反抗社会，更是反抗自身：在阿Q无家可归的孤独中，在阿Q寻找归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恼中，在阿Q面临死亡的恐惧中，在阿Q临刑的幻觉中……我们发现那惶惑、不安、恐惧、孤独、绝望并不仅仅属于阿Q，而是属于那颗终于并不能超然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无情否定，不又是作家对灵魂中的“阿Q生存的世界”的“抗争”吗?
       阿Q抗争了，却最终被挂着“革命党”牌子的“长衫人物”送上了断头台。阿Q的被砍头还因为阿Q的委琐、怯懦、无能、可笑的表现而被看客们视为一出“他们多半不满足”的“不佳”的滑稽剧。阿Q被枪毙了，他因为希冀改变自身命运的自发抗争而死了，而和他有着同样命运、同样精神的看客们却是如此评价：未庄人“自然都说阿Q坏”，他的“枪毙便是坏的证据”，“城里舆论则不佳”，他们不仅因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还因阿Q“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害他们白跟一趟而不满足。阿Q死了，从肉体、从精神上俱亡了，而那些看客们，肉体虽然还在世上行走，精神和灵魂却和阿Q一样，早已被“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剥夺了。这一些让鲁迅感到处在黑暗势力的包围中，那时的中国好比铁屋子，昏睡的人民难以走出，所以他要进行呐喊，对旧社会与旧势力作绝望的抗战。也正如此，在1925年为俄译本《阿Q正传》作的序中，鲁迅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观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来，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性”。
       鲁迅就如“过客”，“明知面是坟而偏要走。”鲁迅的呐喊、反抗并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终生呼啸地战斗在精神领域，他孤寂在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与社会、与群众自然有距离。他作为一个“孤异的个人”，“向庸众开战”，常常感到有“独战的悲哀”，自己陷入孤独与痛苦之中，眼见群体生命的麻木，他要“呐喊”，要唤醒人民去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他仍然要像“过客”一样，昂起头颅，奋然向前走去，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他那倔傲而又孤独寂寞的身影。
       林潮，陈晓涛，广东深圳大鹏华侨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