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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栖身的蜗牛壳，是丈夫家传祖业，也在中华路。它曾经标志在鼓浪屿旅游地图上，带来诸多干扰。被我一再抗议，虽从地图上消失，却穿梭在导游的解说词里。
       这座三十年代建造的红楼，比较起鼓浪屿那些风格迥异的广厦名屋，在建筑艺术上没有什么创新。红砖外墙。屋顶楼层皆是钢筋水泥。一楼正厅门前是宽廊。廊柱饰以水泥花雕。二楼正厅前有大阳台，两边是露台，也都是花岗岩压条和钢花勾栏。门窗均是彩镶玻璃，多年来台风打破过几块，以普通玻璃巧妙修复。室内红砖地面。除了釉层有些磨耗之外。无一碎裂。楼前的“之”字形长楼梯常有不知情的游客来拍照，以为有什么特别。其实却是一九八五年维修时。由大伯设计，为方便二楼独立门户出入而派生的，并非原装。
       每年秋深风起，楼前的砖坪便落叶飒飒，春雨连绵则草长苔滑，但砖色依旧嫣红。砖坪上一口深水井，水质清冽甘甜。当年用水泵将水抽至平台蓄水池，通过水管再输送到宽敞的厨房、豪华的大浴缸和抽水马桶。
       由于邻园荒废已久，几棵高大的木棉藤萝缠身，几乎完全遮蔽了我家砖坪外那近百平米的园子，种什么瓜果花卉都不太景气。但是它像隔离带，阻挡其他建筑的蚕食，坚定不移保持楼前的视野清朗，阳光充足。丈夫说，这是他的奶奶在一九五O年，趁前面业主移居国外之际，花极贵的价钱将这块园子买下。当时别人都觉不值，现在看来正是老太太的英明之处。
       正厅的中堂上，悬着老太太的画像，双目深凹，两颊夹紧，下颏倔强。按传统审美而言，年轻时应当不算太美丽，但一定聪慧而且坚毅。
       老太太死于一九五六年。丈夫儿时给她捶过腿，得过零花钱。而我自然来不及见到她。结婚以后，丈夫曾指着厅旁一张楠木摇椅说，他印象中的奶奶白天无事一般都半躺着。我便经常梦见那张摇椅的嘎吱声。
       老太太的一生是鼓浪屿华侨家庭里留守主妇的缩影。她十八岁嫁入陈家。次年，丈夫在菲律宾家族公司学做生意，年终出门收取货款准备回家，惨遭抢劫被害于道上。十九岁的年轻寡妇执意不肯改嫁，抱养一儿，纺纱供他读书，为他娶亲，送到南洋继承父业；再抱养二儿，长大成亲后，还是送到南洋；我的公公是第三个养儿，十八岁成亲后依然去南洋。
       三十年代中期，家族事业蓬勃，遂开始汇钱回鼓浪屿，让老太太张罗起大厝，于是就有了这一座两层红砖楼。原先准备盖三层，屋顶平台上的钢筋还露着头。但，一是临解放人心不稳，二是南洋开始“排华”，生意难做，遂后继无力。
       楼落成于一九三六年。厅堂上悬挂的玻璃长镜，是老太太娘家的贺礼，镜沿两边老舅公的镌字清晰可辨。可从来不知她娘家还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孑然一身，却繁衍抚育出一个庞大发达的家族来，像是根深叶茂的老树，令众多儿孙敬畏感恩如至高无上的神。据说，她在世时，每做生日，儿孙们纷纷回国为她祝寿，孝顺的都是金饰和玉镯，十分风光。
       家境即便如此富裕，楼里仍有几只大缸，长年腌渍着酸菜、酱瓜和豆豉面酱。一有闲暇，老太太亲自举着一双长筷，掀开木盖，往外挑出雪白肥胖的蛆虫。这些翻滚弓张在酱料之中的无害游民，还不知防腐剂的厉害呢。
       沦陷那几年，物质紧张，南洋航路不通，公公滞留在家，每日下园子去种红薯和包菜，施的是自家粪池里的有机肥，收获相当丰盛。也就那几年，是他们夫妻俩相聚最长的时光，其间二哥出生。抗战结束，一九四七年公公再次远行，丈夫尚在娘腹六个月。直到一九八九年退休回国，丈夫才第一次见到亲生父亲。
       我曾问公公，为何解放这么多年都不回来。他说，这一家子，回来怎么养活?是啊。因为有定期的侨汇，我婆婆从未参加过工作。而是活跃在侨委和街道，妈妈排球队啦，乒乓球比赛啦，全省侨联代表会议啦，出了不少闲风头。三个儿子既没有挨过饥寒，也没受过劳苦，读书和工作都顺理成章。
       婆婆抱养在公公之先，原来准备当女儿养的，年长公公六岁。上了几年幼师，教过几个月的幼儿园，读点书识点字。人不但长得眉目俊俏，身材窈窕，而且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深得老太太欢心。家里几个丫头老妈子，指挥若定。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拎菜篮子的人，也就是办公室主任，管钱的。老太太留她到二十四岁，当时已是“大女”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灵机一动，把她嫁给刚成年的三儿子，成了我的公婆。
       曾经问过婆婆，嫁给一个岁数这么小的丈夫，是什么感觉?婆婆回答：出生刚满月，就被抱进了这家门，挺依恋老太太的，嫁出去还不定什么人家呢。
       公公憨实寡言，讲信义，重责任，可惜不善创业，一直帮人打理生意，个人未有发展。四十余年来独身在外，供养家庭如一日，对我婆婆忠诚不二，不敢有任何出轨。他回国后与我们生活整五年，按照多年在外的习惯坚持自己洗衣。衬衫背心已经雪白，还要浸泡着晒日头，完了还要拿到阳光下透着影，检查是否洗净。晨起即到露台做自编健身操，餐后拿了扫帚，从他的卧室到大厅到楼梯，扫得纤尘不染。那一天早上，我起床后走到饭厅，见家中里外已扫干净，公公端坐在他的老位子上，脸色凝重说：“清晨三点半，不知怎的，咳出好几口血。”慌忙送了去医院。公公一直有冠心病，住院十七天，我和丈夫轮值，目不交睫。看看病情已经稳定，正想雇个帮手护夜，老人却在丈夫的手臂上，轻咳两声，去了。
       现在婆婆已经九十五岁，食欲旺盛，头脑却完全糊涂了。常在半醒之中进出不同时空：“奶奶叫我去买米，怎的不拿钱给我?”这是十三岁的小女孩。“咦。我身边这个爱哭的幼儿是谁家的?”把迷信的保姆吓半死，她知道婆婆的第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于腹泻。婆婆还经常呼喊几个亲戚朋友的名字，和他们聊天，忘了他们其实已经作古多年。老人既不辨晨昏，也不认得身边的儿孙，眼蒙白翳，便溺失禁。经常半夜三更摸出卧室，在楼里四处溜达，脑子里像有一张线路图，本能地避开门框或笨重家具。
       我婆婆的一生，和她的婆婆一样，是典型的华侨女眷。婚后丈夫漂洋过海去谋生，妻子在家敬奉长辈抚养儿女，能熬到去南洋和丈夫朝夕厮守的，只是幸运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做妻子的，只能翘首等待男人几年回来探一次亲。闯荡江湖的男人不会太委屈自己，另娶一个或几个洋妾贴身偎着，是公论允许的。
       在鼓浪屿的深宅大院里，有多少清纯的、柔弱的、如花似玉的妇女，悄然无声被惨淡岁月啃噬着，内心千疮百孔，外表富丽堂皇。
       红楼无言，却已见证两代妇女的命运。如果我儿子肯结婚生子，那么，我便是第三代婆婆。儿子在北京读书已经好几年，必定在外成家立业，第四代婆婆再不可能定居于此。
       而我，不会是那伸长脖子苦熬时光的囚妇。我有一份热爱不渝的工作，有独立的精神空间，有一个我与丈夫共同创造和护卫的完整家庭。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生命的终极意义，我决不会因为任何东西放弃他们，哪怕一座宫殿。
       所以，有时我会开玩笑地说，我已寄人篱下二十四年。
       （选自《人民文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