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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五岁之前没有见过孔雀；事实上，我直到九岁那年仍然没有见过孔雀，但那时我已经知道有孔雀这回事了。
       之所以要提到五岁这个时间概念，是因为一个叫花儿的小女孩儿。花儿跟我一般大，也就是说，我五岁那年，她也五岁。我们两家是邻居，住在一排房子的东西两端，她家在东头，我家在西边。
       花儿的母亲跟我母亲很要好，当然，这是指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而花儿没有；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所以她就经常跑到我家里，跟我的姐妹们玩儿，有时，赶上吃饭，就跟我们一起吃。花儿的母亲来找她时，看见她捧着我家的粗瓷碗喝面汤，呼噜呼噜喝得正香，就笑着说，这孩子，在家里不肯好好吃饭，到了这里却变成了小猪。我母亲听了也笑起来，母亲说，干脆就把花儿送给我来养吧，长大了给我当儿媳妇。
       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明白母亲的话大概的意思，那就是要花儿给我当媳妇。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儿，而女孩儿们是不需要媳妇的。
       我五岁的时候，并不知道媳妇是怎么一回事，花儿大概也不知道，但花儿似乎比我想的事情多一些。有一天，在我家，姐姐和妹妹不在跟前的时候，花儿忽然问我，你知道我是你媳妇吗?我说知道啊，我妈说过的。花儿说，女的只能给男的当媳妇。我说，这谁不懂啊。花儿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伏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那你知道男的跟女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我被问住了。说真的，五岁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只能对花儿说，男的头发短，而女的梳小辫儿。花儿说才不是呢，你妈妈头发也挺短啊，可她是女的呀。我想一下，也对，就无话可说了。花儿得意了，她很骄傲地对我说，我知道。她说，我知道男的跟女的哪里不一样。
       后来，花儿就脱下了裤子。她让我看看她。然后又让我也如此照办。我们互相观看着。我觉得很有趣，是不一样。但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很好玩儿，有一点点满足感。因为我有的，她没有。
       花儿似乎并不介意她比我少点儿什么。她穿好裤子后，又总结道，男的和女的只有前面不一样，后面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花儿说得很对。花儿经常是对的。我对花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就到了九岁那一年。那时我和花儿都上小学了。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但互相很少说话。那时男生和女生之间除了吵架，一般是不讲话的。花儿也很少到我家里来玩儿，偶尔来一次，也是来找我的姐妹，对我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想跟她说话。我们装成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紧绷着脸，目不斜视。母亲看见我们这般模样，觉得可笑，就说我们是“小大人儿”。
       这种局面在那个夏天被打破。
       那年暑假，花儿跟随她的父母去了一次省城。
       省城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既遥远又神奇，让我们充满了想象，然而许多事情却又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冰棍儿。花儿从省城回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冰棍儿很奇特，吃之前需要剥皮。这就让我无法理解。那时，我们小城的冰棍儿就是冻在细木棍上的甜冰，乳白色，里面有一点奶香，一根一根直直地竖在卖冰棍儿老太太的保温壶里，根本就没有皮。冰棍儿难道还能像苹果和橘子那样，外面长着一层皮吗?我想象不出来，就说花儿吹牛。花儿怎样跟我解释我也不信，急得她直跺脚，连连骂我没见过世面。
       那个夏天，花儿成了整条街上的明星，因为她去了省城，见了世面。每天都有很多小伙伴围着她，听她讲省城的新鲜事。花儿的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她喜欢被众人围着转，还穿着从省城买回来的花裙子，这让我那没出息的姐姐和妹妹心甘情愿地成了花儿的随从。
       我看不过去，偏偏离她远远的。虽然我也很想了解一些关于省城的事情，比如带皮的冰棍儿什么的，可我不想成为她的跟屁虫。我的冷落反而刺激了花儿的表现欲，那个夏天，她经常跑到我家里，一样一样地展示着她从省城带回来的稀罕物，在大家的惊叹声中，花儿漂亮的小脸蛋儿兴奋得通红。
       开始的时候，我还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我，一个九岁男孩儿，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手帕和连衣裙，也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兴趣。直到那件东西出现，我才终于绷不住了。
       那是一支椭圆形的五彩孔雀翎。说五彩，是因为我确实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颜色，是幽幽的绿、闪光的蓝还是温暖的黄?总之，在我眼中，它是那么神秘而绚烂。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在学校图画课上，老师教我们画过孔雀，但那时我对孔雀并没有什么具体印象，在我的图画本上，我把它画成了一只大公鸡的样子，而老师却给我打了九十分，可见，连我们的图画老师也没有见到过真正的孔雀。然而，花儿却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还带回来一支孔雀翎子，那可是孔雀身上最为美丽的部分。
       孔雀翎那变幻不定的光彩彻底击垮了我的自尊。我不耻下问地拉住花儿，缠着她一遍一遍地讲述她在动物园里见到的情景，于是我知道了孔雀开屏这种奇观。花儿说，她在孔雀笼子前等了大半天才见到孔雀开屏。她说，孔雀并不是经常开屏的，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到这样的美妙场面。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孔雀开屏这种事特别感兴趣。出于想象力的贫乏，我央求花儿给我用图画演示出来。花儿得意于我的苦苦相求，真的画了一幅孔雀开屏的画。虽然她画的孔雀跟我画的大公鸡差别不大，但“开屏”这一壮举却是公鸡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我对着那幅画惊叹着，我惊叹于那一面扇形羽毛如彩云般美丽，也惊叹于孔雀这种动物高贵的骄傲——它并不轻易就开屏，不像我家的大公鸡每天早晨都直着脖子叫唤。
       花儿看到我终于被她的画和她的孔雀翎所征服，显然非常激动，她的小脸红扑扑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她忽然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呼出的热气吹在我耳边，让人发痒。花儿压低嗓音，并换上一副神秘的表情，悄悄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对谁也没说。孔雀开屏的时候，我绕到了笼子的后面，我看到了它的屁股——一点也不好看。真的，它后面丑死了，根本没有前面那么好看。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
       我突然呆住了。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神情。甚至连语气也一模一样——这样的一幕好像发生过……我猛然间忆起了五岁那年的事情，还有关于“前面”和“后面”的那些话……我呆呆地盯住花儿，一直看着，一直看得她涨红了脸扭头跑掉。
       我的脸肯定也红了，我能感觉到它正烧得厉害。我微微有些眩晕地站在原地。一时间，孔雀开屏的彩翼，它的不好看的屁股，以及，我五岁时同花儿一起见识过的隐秘的一幕，那些神奇而又青涩的记忆，正如同一把张开的巨大彩扇，在我眼前轻轻颤动，顷刻间，一种奇妙的热流在我体内生成并且上下流窜，有种麻酥酥的异样感觉，很舒服，令人陶醉不已。
       于是，那个暑假，我九岁那一年的夏天，就发生了那件事。
       那是一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做了的事。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忍不住要去做，就像我说不清为什么肚子饿了就想到吃东西那样，忍不住。
       那天黄昏我发现花儿去上厕所，我就跟踪了她。
       那时人们的家里并没有自己的厕所，都要上公厕，就是用木板隔起来的那种。那木板并不严实，中间有一些细细的接缝，偶尔，还会有一条缝隙像手指那样宽阔。于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动机，我跟踪了花儿，并且偷看了她。
       与五岁那一次相比，我九岁这一年的窥看并没有留下多少清晰的印象，但我非常快乐。就是说，我的快乐来源于这种观看行为本身，甚至与观看的内容关系不大。虽然没有看清多少东西，但我已经享受到巨大的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那时年龄还小，又是第一次(五岁那一次不算数，因为那不是偷窥)，心慌得厉害，所以被人发现了。
       花儿发现了我和我的行为。她大哭着跑回家。当晚，她母亲就找上门来。
       那天晚上我挨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顿毒打。我的屁股火烧火燎地灼痛，我还被父亲骂成“小流氓”。
       在我最为疼痛的时候，我差点儿昏死过去之际，我的眼前依然不屈不挠跳动着孔雀开屏的美丽画面，光彩夺目，五色缤纷。
       人生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而是一座曲折的迷宫。这迷宫中有许许多多分岔的路口，决定你的选择的，有时可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路标指示牌，有时，却是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美丽的孔雀翎羽。我就是这样被它指引着，走进了一条充满惊险却又被世人视为不齿的弯曲小径。
       被父亲毒打之后的第二年，我旧病复发。这一次纯属无意之举，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故意跟踪那个女人，我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她。那是个成年女性。同样是通过男女厕所的隔板裂缝，我看见了她丰满的大腿，以及不为小女孩儿所拥有的风景。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激动；这一回，我是真正的、男人式的激动了，我为这激动而激动，并且伴随着某种轻微的痛楚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我当时的感觉，那就是，青春的冲动。
       我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多年以后，在我长大了的今天，回首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并没有过多地责怪自己。我也没有去责怪与此相关的一些人或事，比如花儿，再比如孔雀，我都不会责怪，我只是搞不懂那时的厕所为什么总是有一些缝隙。如果是在今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入厕之处，或者虽然需要公厕，却已经是被石灰水泥严格封闭了起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而在当年，在我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成长岁月，我们小城的公厕多是用木板隔成，而且，多数都有着可以为目光所穿透的裂缝。
       我屡屡得逞，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父亲因为经常打我而累得过早驼背；母亲经常泪水涟涟，两只眼睛的眼皮总是肿胀的；最为不幸的还是我的姐妹，尤其是姐姐，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不仅学业成绩突出，而且伶牙俐齿。然而，就在我的事情屡次暴露之后，升入初中并有机会成为共青团员的她，就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弟弟而被挡在了团组织的大门之外。
       姐姐回到家里狠哭了一场。与此同时，父亲又弯着身子把我暴打一顿。
       我并不认可自己的行为。我也为此痛苦过。我为自己感到羞耻。面对各种责罚，我悔恨，痛哭，并发誓再也不干了。然而，我真的管不住自己。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窥视的欲望愈加强烈，就更不容易管住自己。我在老师和同学们蔑视的目光下度过了艰涩的中学时光。
       十八岁那年夏天，在我居住的三好街上，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可谓轰动一时。
       首先是花儿，她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
       邮递员一手举着花儿的录取通知书，一手按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铃，无比招摇地从小街穿行而过，整个三好街便开始沸腾起来。
       花儿重温了九岁那年所享有的荣耀。而且，这一次，比九岁那年更加荣耀。花儿再次成为整条街的明星人物。一连数日，她家的大门口总有很多人出出进进，非常热闹，这与我家冷冷清清的门前形成鲜明对比。
       母亲变得面色凝重，而且异常沉默。
       我自然理解母亲的心情，因为我也参加了高考。如果我能考上大学，那么，多年来被我弄得灰头土脸的家人，就可以找回长期失落的面子，我的人生也会因此而变得富有光彩。
       我的功课一直还可以，考场上发挥得也不错。填报志愿时，我所有的投考学校都选在省城。省城，那是我一直的向往，是我青春期最为隐秘的梦境。
       夏日的时光在一天天流逝。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充满焦虑。花儿家的欢声笑语频频从东院飘飞而至，花儿活泼的身影时时在我眼前闪动。我开始失眠。
       等待的时光被无限拉长。溽热的夏日气息使我的灵魂暧昧不宁——又是倒霉的夏天啊——我终于再次失控，并且这次干得很过分：我借助了道具，一面反光镜。就在我感到身心松弛如醉如痴无比享受之际，我被当场抓获。于是，我家的门前总算也热闹了一回：我被警察带走了。
       后来听母亲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就到了，但此时我已经与大学、与省城、与幸运无缘了。
       我先是被拘留，然后被送去劳教。
       三年的劳教生涯并不是我人生中最为糟糕的经历。关于这一点，是我在迈出教养院大门之后才真正意识到的。
       我走在街上，就像一滴飘浮在水面上的油污，非常容易地被人发现，并随时遭人厌恶。
       我害怕别人向我投来注视的目光。
       我发现，整条三好街的居民，都在用同样的目光打量我，就像打量一只携带瘟疫的老鼠。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我感到自己就像烈日下的一截稀软的蜡烛，毫无自尊可言地一点点矮下去，狼狈得无地自容。
       我只能选择黄昏时分走出家门。我的活动范围很有限。我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我知道，每当我迈出院门，母亲就远远地跟在我身后。她是怕我旧病复发从而再次被抓起来。我可怜母亲那日渐单薄的身形和她头上渐多的白发，因此，我不能走得太远，我不能让母亲过于劳顿。
       我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城边的一座破石桥。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下面还有一条小河在日夜流淌，虽然水势不大，但总还是在流的。而现在，桥下已经成了一条荒草丛生的干枯河床。我经常在落日时分，独自站在桥上，掏出一根皱巴巴的劣质烟吸上几口，发一会儿呆，然后一个人慢慢回到家里。
       那个八月的黄昏。在从城边石桥返回家中的路上，我遇到了迎面走来的花儿。不是花儿一个人。花儿挽着一个比她高出一头、戴着眼镜的家伙，两人身体挨得很近地向我走来。可能因为天色较晚，花儿一直走到近前才认出是我。花儿发现是我之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有点惊慌。我也有些慌乱，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迈动脚步。于是，我与花儿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夏日黄昏的天光下。
       我注意到，花儿个子长高了。花儿更漂亮了。花儿穿着一条宽大的裙子，绿色背景上点缀着白色的小碎花，在晚风的吹拂下，整个裙摆飘动着，使花儿显得优雅而高贵。
       我的大脑停止了思维。我的唇舌似乎被施了魔法，竟脱口而出对花儿说，你的裙子真像孔雀。
       花儿愣在那里，不说话。“眼镜”打量着我，又望着花儿，问，你们认识?
       花儿动了动嘴角，却什么也没说，拉着眼镜疾步走开了。
       晚风吹动着她那宽大美丽的裙摆，也把花儿的声音传送过来。我听见花儿对她高大的男友说，别理他，一个小流氓。
       花儿的声音是那么好听，但她的话却像一万把尖刀，把我的心戳烂了。
       一个小流氓。花儿竟然这样说我。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是小流氓，我也不会这么难过。
       我呆呆地注视着花儿离去的背影。喉咙里好像突然间生出一个硬块，吐不出又难以咽下。我的心憋闷得难受。
       几天后，我到街边小巷一家小卖部买东西，在那里遇到了花儿的男友。他冷冷地望着我，用力撕开手中的香烟，从中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猛吸，动作夸张，神情傲慢。我很生气。我压着火走过去，认真严肃地对他说，花儿本来是我的媳妇，我们是从小就订好了的。现在她跟你好，你可不准欺负她。
       眼镜突然一拳向我挥来，我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打倒在地上。小卖部门边坐着几个摇扇子乘凉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看到这一幕，哄然大笑起来，纷纷说我是脑子有病，是花痴，是想媳妇想疯了。
       就这样，在几位妇女的启发下，不久之后，三好街的居民们对我本人以及我所做过的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给我重新拟定了判词，说我是精神病。
       如果说劳动教养是我自作自受的话，那么，被人当成精神病人，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是我今生最为蒙羞的冤案。
       但是我的家人的体验却恰恰相反。自从我被判定为精神上有毛病之后，母亲多年没能在人前抬起的头颅，终于有了某种角度上的变化。家中其他的人好像也终于长出一口气，他们似乎觉得家里出了个精神病人，听上去总比出了个流氓要好得多。
       他不是流氓，他只是脑子有病——他们终于可以在人前这样挽救自己的面子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脑子没病，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人；除了那件事我管不住自己之外，其他一切我都正常，跟所有正常的人完全一样。
       我被当地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被关进医院，跟那些真正的疯子关在一起，接受药物和胰岛素治疗。三个月之后，我出院了。看上去我比以前老实了许多，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体内那种躁动和欲望并没有被成功铲除。
       出院后，我被左邻右舍视为疯子。以前，我被他们当成流氓，他们投向我的目光是厌恶，是鄙视和轻蔑，而现在，他们投向我的目光则是恐惧和怜悯。他们的目光是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是健康人对病人的那种廉价的同情。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我宁愿被人们视为流氓，那样的话，我至少不是弱者，我用不着他们可怜。于是我继续作案。但这时人们似乎能够原谅我了。他们把我的行为当成不正常人的不正常之举，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我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是正常的了。
       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奇怪。
       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之后，母亲便不再跟踪我。她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不再担忧我被公安机关抓走了。
       于是我得以整天在城里闲逛。
       我们县城近些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那些木板搭建的公厕被相继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泥与砖块相结合的产物；其次是公厕的数量锐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木板厕所都有一个结实的继任者，往往是整条街上也见不到一处这种东西。有关的生理问题，许多人已经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我的问题却因此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却很难找到机会从而达到目的。我为此焦虑，痛苦，坐立不安，甚至感到活着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经常冲母亲发火。我也不像从前那么害怕父亲了。因为我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而父亲，他已经老了。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城边那条枯水河。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县城惟一的动物园了。那里的动物品种少得可怜，不过是几只脏猴，两只笨黑熊，还有一些呆头呆脑的鸭子——当然没有孔雀。我心目中最为美丽的孔雀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我之所以喜欢流连在动物园周围，并不是指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看到孔雀，而是，动物园里还保留着一处从前样式的简易公厕，可以让我有所作为。
       因为屡有作为，我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尽管这医生仍然是精神病院的，但我不想称他为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对我说，我的病他能治好，但需要我的配合。而我却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精神病吗?医生很干脆地否定了，这令我很满意。于是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我是不是流氓?医生笑了一下，说，不，不能这样说。他说，你是心理上的毛病，不是品德方面的。
       于是，我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并很乐意配合他的治疗。
       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医生分别用心理动力学方法、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对我进行治疗。也就是说，他先是通过谈话让我追忆，让我沿着时间这条绳子的纹路一直往前回想，这自然会挖掘出我五岁那年的事情，医生说这就是问题的起源。他说许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是儿时形成的。接下来，医生开始调整我的认知结构，通过启发让我明白，我的窥视行为是一种儿童式的、满足初级性欲的方式，不是成年人所应该具有的。医生问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有没有想过恋爱、结婚和生孩子这样的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只是偶尔想过，但不是很强烈。我说，我最强烈的愿望还是偷看，看一次就立即感到轻松和满足了。医生说，这就是你病的本质，你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已经是正常成年人的水平，但你的性心理年龄仍然停留在四五岁小孩子的阶段。我觉得医生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我第七次走进医生的诊室时，医生面带笑容地说，今天，送你件礼物。
       我的心理医生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婴儿用的奶瓶。
       医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饿的时候，就用这个奶瓶吃奶。
       我愕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医生微笑了，说，你看，说到用奶瓶吃奶你就这么吃惊。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说，医生，我是大人啊，怎么能用小孩子的奶瓶?
       医生说，这就对了。你是成年人了，你会觉得用奶瓶很不正常，也很不好意思。那么，当你体内有了本能的冲动时，你是不是也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解决?
       那次治疗之后，医生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把奶瓶时时带在身上，一旦又有了窥视的冲动，就把它拿出来，用它吃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很听话地按照医生的叮嘱，奶瓶不离手，且里面灌满了奶水。有好几次，我又有了那样的冲动，于是我一面克制自己不立即行动，一面拿出奶瓶，放在嘴边猛喝一阵。
       我的吃奶行为让家人充满了担忧。
       这个时候，我的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了。姐姐和妹妹已经远嫁，离开了这个被我玷污了的家庭。只有双亲接纳着我。尤其在我“精神分裂”之后，父亲已经不打我，母亲也只是唉声叹气，并不过多责骂我了。
       看到我拿着奶瓶在房里转悠，偶尔还吃上几口，父母真的感到害怕了。从他们的目光和悄声耳语中可以判断，他们肯定以为这一回我真的精神分裂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午后发生的一幕。那一幕场景几乎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性事件，是洒向我昏暗生活的一缕明媚的阳光。
       那天午后我走出房门，在院子里转了一阵，感觉天气非常不错，便摊手摊脚地半仰在一把椅子上。我的健壮的四肢沐浴着柔和的微风，每根汗毛都在收集着太阳的能量。我能感觉到，又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我体内开始蠢蠢欲动，我只好赶快用奶瓶“吃奶”。这时，我忽然发现，院门口出现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正在探头探脑地向我这边张望着。女孩儿长得很可爱，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我猜想她可能是看见了我手中的奶瓶吧?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走到女孩儿近前，弯下腰对她说，你是不是想要叔叔的奶瓶?小女孩儿无邪地笑了。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女人，一把抱起女孩儿，转身便走。女人的脚步由疾速渐渐变慢，终于，在五六米远处停下了。女人缓缓地回过头来，我这才看清，她是花儿。
       花儿瘦了很多。花儿的脸色比以前白了。花儿穿着一身素色衣裙。
       在与我对望的那几秒钟时间里，我发现花儿的眼神有了变化，那里面仍然存有几分戒备，但已经不再是轻蔑和鄙视。那目光里已经有了些许温和的成分，而且，似乎深藏着几分淡淡的无奈。
       那短短的几秒钟让我经历了一次从地狱到天堂的轮回。
       当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花儿不久前离婚了，这次回来，是要把孩子留在父母家，自己单身返回省城。母亲叹息着说，一个多么好的闺女，可惜命不好啊!
       就在那天晚上，我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到省城去。
       前几天，我在省城街头看到一张电影海报，片名叫《孔雀》，我一下子激动不已。我等不到休息日，就跟老板请了假——这时我已经在省城一家小公司打工一年多了——我要立即去看。
       当我走出电影院的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
       城市的街道车来人往，喧嚣异常，我的内心却有种说不出的落寞和怅然。
       我掏出贴身的小皮夹，从最隐秘的隔层里翻出一个小纸包。纸上写着一串数字，那是花儿的电话号码；纸里还包着一枚光彩夺目的孔雀翎，是我在街头流动小贩手上买到的。来省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动物园去看孔雀；后来我又去过很多次，并且，我已经见识过孔雀开屏的样子了。
       我默默地读着那串号码，犹豫着，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来省城一年多，我一直没有勇气拨响她的电话。我知道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说不定在哪条路上，我们曾经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擦肩而过。多少个寂寞的黄昏，看到那些匆匆赶着回家的人们，我就想起花儿。在这个我从小就向往的城市，不知道花儿栖身的巢穴会在城里的哪个角落。
       我一直没有勇气。但今天有些不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部电影，片名竟然叫《孔雀》。孔雀，那是藏在我心底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
       我终于在这个临近春天的黄昏，拨响了那个通往心灵深处的电话。
       我说，花儿，你看了电影《孔雀》吗?
       花儿淡淡地说，看了。
       我说，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认为那个家庭里的小弟弟，也就是画了一张女人裸体画的那个中学生，他是流氓吗?
       “……不是……”——花儿沉默了许久，终于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他不是。”
       我默默地合上了手机。
       在省城早春的黄昏里，我站在乍暖还寒的晚风中，突然间泪流满面。
       （选自《收获》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