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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人一样，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位潇洒的超脱的诗人。身体中流淌着忠君与“达则兼济天下”的血液。但是，这并不是苏轼的全部。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描写烙上流放罪犯印记的苏轼：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可能正是这样的遭际，才会使古代的苏轼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并不因时过境迁而丧失其文人魅力和审美价值。他的忠君爱民之心，以及他在生与死之间贬逐、徘徊、犹豫、苦闷、幻想、北归途中的病吟，直至结束生命的心路历程和意绪，都延续在自己的诗词中，在后人的印象中留下那么多关于人生的感慨与心灵的辩白、对话；无可奈何的叹息与个人理性的超越、升华；尤其在文化心理的深层。
       苏轼的一生，就是自我心灵辩白、对话的一生。自从他踏入人生，他就处在当时保守势力重重阻力之中。这种阻力，当然是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带来的，但也体现出他内心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的人生道路的巨大距离和矛盾。从他的诗中可见一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黑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不善察言观色，揣摩人意，敢于谏言；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亦为千古罕见。他认为忠君就应当是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自始至终无不一片忠心。正是这种纯而又纯的忠君，“济天下”的侍臣原则，虽为人们口头上所肯定和推崇，实际上却不能见容于社会和朝廷。
       但关键在于，社会和朝廷奸臣对他的陷害、扼杀，却并不是以否定“济天下”的侍臣原则，而是从诬蔑他的心存险恶、别有用心、无人臣之节、居功自傲的名义，也就是以他没有侍臣原则之心的名义，这就造成了苏轼自我心灵“辩白”的必要。
       所以，苏轼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忠君、“济天下”的侍臣原则本质上在当时北宋社会政治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反而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没有使君王理解他的侍臣之心。因而他给自己提出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永远令人怨屈、痛苦的人生义务，这就是“心”的辩白和对话。
       正如秋雨先生所云：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和痛苦，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的确，这一切，使苏轼已经和正在经历着生命个体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蒸馏和升华。他以超越理性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心理学价值，谪放海南岛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但他此时的思想和情感境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以一种人文审美心理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艰苦的物质生活，让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而更重要的是他从中体味到了生命的本体和文化心理的成熟，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达到了中国士大夫在人品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心理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张成，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