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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是注定要在悲剧的情调中生存的，个体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其纯粹的、裸陈的、未受自然环境感染与人文环境影响的个性容纳于日光、人群、社会之中，接受其雕塑、规范、限制，一旦他的天性与那些通俗的、常规的东西相悖(当然，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都是毫无例外的存在着)，痛苦便要产生了。
       宇宙、社会、自然都是悲剧与产生悲剧的原因，同时，自己也可能成为自己悲剧的原因。高觉新，那个寂寞的、疲倦的、清秀的、终日痛苦着的青年，他跪在封建大《家》庭院深处，虔诚地等待着高老太爷和他的“贤子孝孙”们把一顶顶沾满了血泪的帽子加冕在他头上。他戴着它们，在高家威严的门内门外徘徊、号哭。他沉浸于自己的痛苦中，并把这痛苦也强加给他周围善良的尚有觉醒意识的人们，使他们也痛苦不堪——这就是高觉新的悲剧和悲剧的高觉新。
       “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聪慧的“宁馨儿”高觉新是被撕毁了——被沉重的旧文化和文化因素以外的他自己撕毁了。他固然还未死，但他的灵魂却是一点点地破碎、残于读者的眼前了。我们在这种毁坏和破碎里感受到一种文化威压下的痛苦、痛苦释放后的崇高与美丽。
       觉新的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新文化撞击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长期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又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植根于每一个国民的心灵深处，影响乃至决定着他的一生。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文化中“礼”与“仁”两种文化传统心理的矛盾与反差。
       觉新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祖父高老太爷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以此建立起高氏王国的，儒学自然是他的处世信条。无疑，儒学思想也成为哺育觉新成长的第一文化乳汁。
       “仁”与“礼”是儒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并且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仁者爱人”，仁是人皆有之的以天赋的同情心和爱心为基础的内在的情感和道德理性。它既非外物所能强加给个人的也非外物所能夺走的。因此道德自主性是“仁”的基本特征。既然仁德是人们自有而为的，人们就可以从自己体认的仁德中获得精神上的自得之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来源于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体认和涵养。
       但从儒学创立之初，孔子即把摆脱当时民生凋敝的社会困局的希望寄托于西周人文秩序的重新恢复上。他认为必须把周礼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作为内容，“仁”的道德自主性才能成立，因而他提出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观点。在以后的汉唐儒学和宋明理学中，尊卑等级观念不断地被强化；从家庭到国家，一整套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并完善了。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社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必须各行其责，不允许失职、僭越和违反。“礼”文化于是产生并迅猛发展起来，和“仁”文化一起深深植根于以儒学为尊的国民心中。
       它们的矛盾在于：“礼”文化的出发点在于“职责”，“仁”文化的出发点在于“道德”；“礼”文化强调个人对自己上下尊卑位置的遵守，“仁”文化则注重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成果和作用的体会、审视与反省。当“礼”文化发展到宋代逐渐压倒“仁”文化时，这种加深了的矛盾便诱发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人们发现自己依“礼”而做的一切并不合乎内心的道德，忏悔和反省丝毫不能减轻行动所产生的罪恶，“道德”在“职责”面前显得十分虚弱。在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夹击中，痛苦便源源不断地产生了，觉新的痛苦亦源于此。
       觉新在高家的位置是“长门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他担任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职责是维持高氏家族的安定与稳固，维护上者、尊者的意志。千百年来礼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对社会角色的要求的文化心理积淀使觉新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长门长孙”的角色，自觉地维护高氏门第，这是对礼法的敬畏和对既定的社会人文秩序的条件反射似的遵循。
       觉新所受的教育使他的目光能穿透高家“和平”、“安宁”的外表“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看见了仇恨和斗争”。他明白，这个绅士家庭从骨子里头已经衰老了，他无法力挽狂澜，“他的奋斗毫无结果”，于是，他自觉地把自己的职责调整到维系皮肤表面的联系与“健康”上。对长辈荒唐无理的要求，他采取了忍耐、顺从、敷衍和逃避的态度。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履行职责。
       忍让和顺从是他为履行职责而发明的“新的处世”和“处家的方法”：他顺从祖父的希望，放弃学业，娶妻生子；他顺从祖父的意志关闭觉慧，压迫觉民；“端公捉鬼”的胡闹，他接受了，“血光之灾”的说法，他忍耐了。他不仅自己忍受一切，还劝别人也如他一样学会忍受。他劝导觉民：“我劝你还是顺从爷爷吧。”他安慰觉慧：“爷爷跟你说什么话，你答应几个‘是’字。”他恳求瑞珏：“珏，你忍耐一点!”
       然而，他对长辈的忍让与顺从只能求得片刻的宁静，道德自主的反省给他带来了永恒的痛苦：当他静下来审视自己的行动和行动引发的后果时，他无奈地发现自己所担任的角色是如何地违背了他所体认的道德，这个发现是他精神上的巨大灾难。
       那么，他自己体认的仁德是什么呢?
       觉新五岁时就已经被家人称为懂事的人，那时他就耳闻目睹了大家庭的矛盾和争端，懂得陪着受气的母亲流眼泪，小小的心里就萌发了给妈“争一口气”的想法。当他失去深爱着的母亲时，他想：“母亲那样爱我，期望我，我究竟拿什么来报答她呢?……只要使弟妹们长大，好好做人，替爹妈争一口气，我一生的志愿也就完成了也就实现了……”觉新知道自己是永远地无权要求幸福了，但他希望自己能抚养弟妹，让他们能获得幸福，以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推而广之，他善良地希望自己周围的人——他的妻、他的儿、他的朋友、表兄妹都能获得幸福。他就是以此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和评价反省自己的。
       可是，为了完成“礼”教赋予他的职责，他惨痛地失去和违背了他的道德规范：他的行动不仅未给他爱着的兄弟姐妹及妻儿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太多的血泪和死亡，连他最爱的三个女子——梅、珏、蕙也都因他的忍耐与顺从而走向黑漆漆的死亡，所以他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中不能自拔。蕙病危时，觉新“被一种强烈的悔恨感情压倒了，他明白自己又铸成了一个大错”。蕙死以后，他自责自己是“建造绞刑架的木匠”，作者描写他的心理说：“蕙可以说是他间接害了的，他已经断送了几个人的幸福，这些人都是他所认为最亲爱的，现在都被驱逐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由他来做帮凶。”
       自责、痛苦、内疚都是“仁”与“礼”两种文化心理的交锋带来的必然心理反应。珏死后，等级制度、社会组织结构“压了他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甩掉”，可是这个由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负是人们背了几千年后再交给他的，它威严地压在觉新和他同时代的青年头上，使他不能呼吸，无法反抗。而且，他自身人性上的弱点也决定了他“不能抵抗这一切”。所以，在“礼”与“仁”两种文化心理的交锋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屈服于整个礼教，他的痛苦也慢慢地积淀下来，如城堡一般的沉重与坚固。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撞击。如果说孔子最初对于“仁”的阐发具有古典人文精神的话，那么后来“礼”文化的发展壮大渐渐磨灭了这种人文精神：“克己复礼”是一种蔑视以人为主体的伦理观念，要求个人压制自我欲念，以实现社会的安定。觉新性格中的忍让与顺从就是千百年来一代复一代的“礼”文化的心理积淀，是一种消极的国民性。
       然而，觉新所处的时代又是特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这是一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猛烈撞击的运动。每个人尤其是年青人的思想和文化都在不断地交锋着、变更着。觉新也不例外地受到了这场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和兄弟们“轮流地”读着《新青年》、《新潮》等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书中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他开始采取新文化中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来对付家庭的矛盾。这些进步刊物宣扬的自我意识、人的平等观念更使他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拥有理想、人格和意志的青年。
       可是，陈腐的价值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使他绝无可能冲破厚重的旧文化形成的困境，因而新文化的微风并不能吹散他心头的乌云，而只是加深了他的痛苦和绝望，因为他明了做人的意义和尊严，却不能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悲切地感到了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人是无能的，他只有选择“牺牲”。他说：“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
       他于是牺牲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的至美至善和至爱的愿望：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成功的欲望。他愿意做一个有成就的人，希望娶那个能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为妻，但这些幻想一个个破灭了。他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和意志。他说的不是他想说的，他做的不是他渴望做的。“他心里藏着不少的话，可是他一句也不说”，他只是“带笑的”“唯唯应出”，并“做出很恭顺的样子”。人格、尊严、价值，这些他在内心幻想和呼唤的东西，在行动上被他否定、拒绝甚至践踏。这是理想和现实的大分裂，是思想和行动的大分裂，是人格的大分裂，是最深刻的悲剧。
       这便是悲剧，是高觉新的，亦是时代的，更是文化的。
       赵华，教师，现居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