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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可以使人们获得审美自由，拓展审美领域，它可以打破国界，穿越时空，促使人们走向自然、复归自然，超越历史和人生。人们无论是创作诗歌，还是欣赏诗歌，头脑中总会出现许多丰富鲜活的意象与画面，这种意象与画面的突然涌现与内心直觉活动密不可分，促使个体产生复杂纷繁的情绪及审美的愉悦感。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明确地表明凡是名篇佳句“皆由直寻”，反对套用典章，强调诗句要直抒胸臆，自然流露出真情实感。苏珊·朗格认为：“所谓直觉，就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活动，由这种活动导致的是一种逻辑的或语义上的理解，它包括着对各式各样的形式的洞察，或者说它包括着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或认识。”在苏氏看来，直觉活动的过程感知、情感、观察、分析、思维和理解贯穿其中，它对于诗歌创作或欣赏的主体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它的产生往往需要直觉者长期丰厚的积淀，只有他善于学习，用心观察生活中的人情世事，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才能透过现象直觉事物的本质，揭示生活中的真、善、美。
       朱光潜认为：“读一首诗和做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的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然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人称为‘灵感’，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也就是禅家所谓“悟”。”在诗歌创作或欣赏时，一旦灵感降临，它会使你立刻沉浸在审美的天地中，各种意象如涌泉般在脑际闪过，人们潜意识的思维被瞬间激活与接通，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
       中国古典诗歌论著关于直觉与创作的论述较为丰富，从先秦就提出“兴”，到钟嵘的“直寻”说、严羽的“妙悟”说；从唐代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夫之的“会心”说，都或明或暗地谈到了诗歌创作中的直觉问题。现代心理学认为，艺术直觉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诗人和艺术家来说，直觉更为重要。在欣赏诗歌的过程中，只要细心体会就会发现，那些能深深扣人心弦的名作，通常先是读者直觉文本的形式美，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建立了融洽的审美关系，然后才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进行理性的分析，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首诗共七节，四行一节，排列错落有致，整齐而富有变化，音节和谐压韵，像是一首跌宕起伏、轻柔舒缓的小夜曲。只须读上一遍，诗体视觉的统一，和谐的节奏感，便令人眼前一亮。另外叠字的反复运用，首尾遥相呼应，增加了诗歌的轻盈飘渺，使人的情感升华，回味无穷。欣赏主体作为现实生命与文本诗体的生命实现了同一，直觉使诗歌这种美妙的艺术形式，让人心灵保持自然敞开状态，与文本产生强烈的共鸣，给人以美的享受。
       欣赏主体阅读作品时，便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作者所创造的迷离恍惚的意境中，引起丰富的联想。读到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便使人的视觉受到强烈的震撼，仿佛回到三国时期的战乱纷争的年代；读到白乐天的“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眼前便出现初月映照下露珠那晶莹的透明感和圆滚欲滴的立体感。在直觉过程活动中，由于主体感知时加以改造，把自己的情感溶于直觉对象，因而文本中的对象也有了欣赏主体的特性和感情了。
       直觉无论对于创作主体，还是对于欣赏主体，都是一种苦苦寻觅后的自由解脱，这需要一个“凝神遐想”“澄怀味象”的审美心胸作为前提，所以诗人应该抓住直觉的灵性，随物感兴，即景生成，及时创造出诗歌的艺术意象，同样欣赏主体也可以利用直觉结合自身的艺术素养与知识经验，体会作品内涵，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和愉悦。
       赵远利，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05级美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