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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感受”^[1]。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表露，只是在战后日本作家心灵中这种情绪得到了较大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神话的存在，英雄主义的憧憬变成徒劳的负担和失败的根源。无法把握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而苦闷彷徨的人们，极易接受西方探索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传入，对日本文学影响极大，一些日本作家也创作出了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些现代派文学取代了传统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安部公房文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貌似荒诞无稽，却寓意深刻的人物形象，从而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疏远的关系表现得入木三分。安部公房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他对萨特等人的创作手法的模仿上，但从对存在体验的描写来看，他的作品不仅对存在的荒谬有深刻的揭示，而且用人与人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这一较为明晰的概念进行表述。
       “疏离感”是安部公房基于日本社会现实对“存在”的一种认识，人意识到存在的荒谬是由疏离感而产生并激化的。可以说，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的不协调、被疏离的感受是安部公房“存在”认识的基点之一。他着眼于现代疏离状况的形象，对于人，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被制度异化危机的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安部公房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状况：人一旦有所归属，无论归属社会还是集团，就是丧失自己的“故乡”，失去自我的存在。
       他的《赤茧》就写了天空开始擦黑，人们急匆匆地回家的时候，主人公“我”却无家可归，望着林立的屋宇思索：为什么偏偏无一间是属于我的?“我”为寻找自己的家而继续不停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变形、化解，终于消失了。而后只剩下一只宠大的空赤茧，成为“确实不受任何人干扰的我的家，可是“这时候却少了一个可以归家的‘我’”，以“赤茧”寓意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合理性，从而表现了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的状态。他的《终道标》、《为了无名之夜》、《兽群跑向故乡》也表现了人失去了“故乡”，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失去了现实的依靠，而自我奋力向无限的未知世界挑战的题旨。在这些作品里，作者要努力通过虚无的极端的制约，朝向难以给自己起“名字”的自由生存的空间，不断地转换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给自己的生存赋予意义。它暗喻的是，人在“未知”的环境中，为了寻找生存的空间，就要像自由的兽群那样任意跑遍荒野，跑向故乡，求得生存。人，要做这样的自由人，要这样的人的自由。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没有这种自由。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无例外地要被强制归属于社会。“名字”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的标识。
       萨特于1943年出《存在与虚无》一书，提出：“存在”即“自我”。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看只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他在剧本《禁闭》(1944)中借主人公之口甚至说：“那么地狱原来就是这个样，我从来都没想到……提起地狱，你们总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2]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孤独、失望、厌恶和被遗弃的感觉。安部公房小说《他人的脸》给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孤独的生存境遇。40岁的主人公是某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在一次实验中由于液体氮气爆炸造成毁容。从此，他的脸上整天缠着绷带，只露一对眼睛。最初他还认为，在人的存在中，脸占的比重不大，因而能以一种常人的心态与他人交往。可是他想错了，丧失了“脸”的他从此失去了与别人的交流机会，人人对他敬而远之。斩断了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他也就消失了人的本质，从而生活在深深的绝望和孤独之中。对于现代人的这种生存体验，安部公房的大部分作品如《砂女》都有所揭示，所不同的是《他人的脸》中的主人公并非是被放置在一个类似于“砂洞”那样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而是一个有着现代人际交往的现代社会。人流如织的街道，人头攒动的影院，高朋满座的咖啡厅……一片繁荣的现代社会，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丧失了脸的主人公体会到了撕心裂肺的孤独。世界上再没有比置身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的生活更可怕的了。面对被他丑陋的脸庞吓得哇哇乱哭的管理员的女儿，面对旁人异样的眼神以及妻子的冷漠，“丧失了脸的我已经永远幽禁在了没有通道的单人牢房里”^[3]，“被墙壁严严实实地遮挡着，以至于我一直处于彻底的孤独之中”^[3]，在孤独的牢狱里，“那沉重地耸立在面前的墙壁与铁窗全都会变成研磨一新的镜子，映照出自己。无论在哪一瞬间里都不能逃离自己，这的确是一种被囚禁的痛苦。我被严实地囚禁于‘自己’这一张口袋之中，正拼命地挣扎着”。“恰似一只被关了禁闭的猫一样，以颇为哀怨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3]。
       不可否认，小说具有强烈的、显著的象征意义，深刻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与困惑。这样的一种情感，实质上也就是现代人的自身“身份”的一个存在危机，也就是人的存在空间的一个危机。安部公房用人与人的“疏离”、人与社会的“疏离”这一较为明晰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存在的荒谬。“疏离感”是安部基于日本社会现实对“存在”的一种认识，人意识到存在的荒谬是由疏离感而产生并激化的。
       安部公房的《闯入者》，这部作品的主人公“K”是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按照社会的准则小心翼翼地生活，而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闯入了他的房间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K变成了实际上的奴仆，K在经受了屈辱之后决定反抗，但却发现他是孤立无援的，作品最终以K斗争的失败并“安息”而告终。
       作品的寓意可以理解为对美军占领日本或对战后日本民主制度的嘲讽，这是主流观点。但作品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往往为评论家所忽视。在“K”的住所闯入了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蛮横无理的人群之后，K“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懊恼，竟没有同大楼里的邻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4]，他寻求房东的帮助，遭到的只是“我的房间不是租给人，而是租给钱”^[4]的冷酷回答。他发现原先熟悉的世界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变得非常陌生，除了事件本身的荒诞，人与人之间也在一夜之间显现出冷酷无情的真相。被孤独与屈辱袭击的K决心与闯入者斗争，他认为:“这一切得由法律解决。不管是谁，看到这种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透顶的行为，难道不能讲句公道话吗?社会准则还是有的”^[4]。他去了派出所，但碰了壁，不久他的情人S也背叛了他，站到闯入者的一边。他去了律师家，而律师的家也正被一群闯入者占领，律师也表示无能为力。
       K最后的尝试是用传单呼吁:“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反对这种非法的多数”^[4]，其结果是被闯入者发现而被禁闭在逼仄的阁楼里，而且当局最后还通过了一项禁止散发传单的法律。
       K与《恶心》中的洛根丁一样都在生命中以某次偶然的事件体验了存在的荒谬。K在认识到现实社会“疏离”的真相和荒谬之后，选择的是抵抗而非屈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个孤独的英雄。而他所对抗的是依据多数人意志所建立的制度与规则，这注定了他在荒诞世界中的荒诞命运。
       存在文学常常是“着力描绘或揭示人在阴暗、荒诞的周围世界中无以自拔、无能为力的处境，意在使人震醒”^[4]。在安部公房的许多作品中都贯穿了这一主题，即通过极端境况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背后的“疏离感”，展示人存在的荒谬，其早期作品大多停留在这种“揭示”上。像卡夫卡作品中一系列无力把握命运的小人物一样，安部公房小说里那些代号化的主角几乎都是受害者，或被告发者，他们的存在权受到威胁，企图超越现实的“墙”的奢望都归于徒劳。
       参考文献：
       [1][德]W.考夫曼，陈鼓应等译.存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法]萨特，冯汉津等译.萨特戏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日]安部公房，叶渭渠、唐月梅译.安部公房文集.他人的脸[A]，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7.
       [4][日]安部公房，任溶溶译.日本当代小说集·闯入者[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汤永宽.萨特:一位“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哲学家[A]，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张艳彬，女，武汉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