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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旧文学而言，而不是指“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概念）从1917年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将近九十年的历史。文学史家通常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将这九十年的文学史划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段。事实上，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并不是在1949这一年之间陡然完成的，它们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尤其是延安文学（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五四时期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了改变，比如人民、启蒙、乡村等等。这些渐变实际上可以作为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线索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通过对“人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期间发生的改变作一定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涵的思想的变化，以作为对当代文学发生的一种思考。
       新文学诞生之初，文学和人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在之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成为被关注和试图解决的对象。1918年，周作人就在《人的文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1919年，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人的文学”概念的具体化。周作人强调要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人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它一经周作人提出就得到了新文学先驱们的大力拥护。胡适称《人的文学》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就叫做‘人的文学’”。傅斯年认为“白话文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本”。“人的文学”由时代推出，又激动了那个时代，不是仅仅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几代人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理想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实现。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建设性意义，它大大推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包括乡土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潮流就是应这个口号而生。
       “人的文学”是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而发生的，然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人的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时代的要求由文化启蒙变成了政治救亡，它不再作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存在，而是让位于应革命要求而兴起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潮流。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不断的批判和打击之下，五四所提出“人的文学”不断萎缩和变异，尤其是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磅炮轰，终于为“工农兵文学”所取代。
       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从诞生之初就对五四新文学提出的“人的文学”存在不满的倾向，一直对其提出强烈的批评和非难。这种非难主要集中于“反对人的文学的抽象性，认为它对人的解释与文学的解释均脱离现实语境，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及其对文学的特别要求。”
       首先是对“人”的解释与定位。尽管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平民文学”主要是区别于封建传统的“贵族文学”；这里的“平民”，也主要是指针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大众。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及其读者一直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并未向真正的大众扩展。所以鲁迅到1927年仍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1931年左联成立之后，为了促进革命的发展，希望通过文艺来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积极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这次运动对大众有了比较具体的定位，专门指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但关注点往往又局限于语言和表现形式的通俗化。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关注的也还是文艺形式的问题。所以“新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始终企求与民众发生密切关联，让文学能超越少数文化人玩赏的范围，成为多数普通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二三十年代，文艺向民众靠拢，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只能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而不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真正与民众结合，并以民众为文学主体的文学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发展为解放区）。在中共的红色政权领导下，几千万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的根据地农民提出了自己在文化上的要求。解放区文学正是在满足农民自身文化要求的基础上蓬勃展开的。1942年5月，毛泽东针对解放区文学内部的现象，结合当时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延座讲话》）。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首先就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且“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方向”。“工农兵方向”的确立，使得“人的文学”的“人”最终突破了一般文化人和小市民的狭小范围，扩大为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的普通民众，而更主要的是指“工人、农民、兵士”。他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文艺首先就是要为这些群众服务的。“工农兵方向”适应了解放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指导思想一经提出，即成为解放区包括建国之后文学创作者所遵循的方向。在这之后的创作中，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而且，为了适应“农民”这一读者主体的需要，很多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家抛弃了原来使用的适用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的语言形式，而转向吸收为农民所熟悉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随着“人”的概念由五四时期的“平民”向延安文学时期普通民众的彻底转化，五四新文学的本质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其次，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认为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周作人对文学提升精神、改良人性的人道主义性质的强调得到了胡适和陈独秀的大力拥护，并且出现了大量极具创意的作品为这种思想的宣传做形象上的铺垫。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是以对封建制度的猛烈批判与对被压迫者的人道同情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乡土文学也包含着作家对宗法制乡村社会和乡民的人道同情。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借鉴过来，在反对封建专制和进行思想启蒙方面起到了不可小看的作用。但当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实行恐怖统治的时候，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便显得相当的乏力，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与黑暗势力妥协的遁词。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无产阶级文学以文学作为武器来对抗当时的反动势力。为了突出无产阶级文学的特性——阶级性，同时也为了避免因为“人道的同情”所带来的人民反抗意识的消解，文学的人道主义性质自然受到了排挤。三十年代左翼批评界发生了大规模的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到了四十年代，这种“抽象的人性”更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话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与“人的文学”的人道主义性质相对立，毛泽东再次突出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性。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表达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个观点，这也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文艺的阶级性被党的领导人以政策、纲领的形式严肃地加以确立，五四时期提倡的人道主义倾向自然再无立足之地。
       由此可见，从五四到延安文学时期，“人的文学”的“人”的观念和文学的性质都适应着无产阶级批评的要求，一步步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相一致的。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五四时期自由、民主的色彩逐渐淡去，文学主潮的政治化色彩日渐浓厚，无产阶级主体的地位也不断地被突显出来。这一切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改变，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不同于整个现代文学的思潮的产生。而这种思潮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得以成立之后也终于成为了事实。
       施一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0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