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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开端。尽管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一个时间的分期，“当代文学”是一种人为的划定，但是当代文学确实有其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特点。从文学的艺术空间来看，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这就不同于现代文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建立，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带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运作，包括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尚不稳定，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并不统一，因此，国家机器运用多种手段对这种不稳定的局势进行改造，对不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文学。
       从某种程度而言，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说它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而文学和报纸与杂志等大众传媒则是这种现代想象不可或缺的媒介。因此，通过文学来进行意识形态改造，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是新中国政权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当代文学初期的内容。
       于是，整个文艺工作被纳入国家机器运转之中，原本应是多元、自由、表达个人心声的文学被赋予单一、强制、表现民族国家的色彩。“十七年”文学处于当代文学的初期，从“十七年”文学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二者之间的联系。
       在文学的外部体制上，作家不再像中国千百年来那样是一种自由职业，而被纳入各种组织，单位性凌驾于个人性之上。各级文艺部门都是由国家实行全面管理的事业单位，存在的目的是贯彻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完成国家不同时期对文学的要求。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革命家，更多的是从政治、革命角度来看待文学，“站在巩固‘新生事业’（政权）并与之协调的高度来确立和设计包括组织制度在内的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2]在建国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机构——全国文联，全国文协为其下属机构。到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全国文联改名为中国文联，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协。中国作协是当时中国作家唯一的组织。作协的存在实现了对这些历来分散而又最具有自由个性作家的强有力的调节和控制。文学的外部体制逐渐一体化、体制化。
       在文学的创作上，国家机器的势力也深入其中。各种文艺政策、指示，指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被视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指导文献。在《讲话》中，毛泽东将文艺当作推行中国共产党新的意识形态和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文艺政策的制定都是沿着《讲话》的指导方向进行。国家与党中央提出、制定一系列文艺政策，都是着眼于：追求重大社会题材，追寻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再现历史过程，塑造完全符合意识形态理想与标准的新道德、新价值观念的“新人”(“新英雄”)形象。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建构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同时文学界还展开了一系列文学批判，如《武训传》批判等，打压了不符合文艺政策规定的文艺创作和作家，从反面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从外部机制到文艺政策这些外部力量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在日积月累下又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者的“自我调节和控制”，使之高度组织化了，真正成为“单位”中的一个分子。在文学作品中就很自然地体现出了民族国家想象的内容。王一川指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3]而这种想象在建国初期表现的尤为明显。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的“时间开始了”的宏伟抒情、贺敬之的抒情诗歌都根源于民族国家这一巨型话语。革命历史小说完全贯彻了文艺政策的要求，对于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诸多重大战役进行了一种集体回忆与历史建构。《铁道游击队》、《新英雄儿女》、《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等都是对过往战争的回忆。一夕之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等从革命暴动者变成了政权统治者。身份的变动带来的是权力与话语的变动。于是这种回忆是建立在国家民族的基础上的，集体记忆与集体话语取代了个人记忆与个人话语。同时，在这些小说中塑造了具有新道德、新价值观念的新英雄形象。这些高大的新英雄形象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物，又宣扬了民族国家意识，无形中巩固了新生的政权。而农村题材小说与工业题材小说则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它们塑造的是未来国家的新主人形象。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是基于历史的基础上更多的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否定面的否定，那么在这后两类题材小说中则是基于对未来的想象，是站在对民族国家想象的肯定面进行想象和颂扬。民族国家想象占据了整个文学创作的主流。
       在文学的消费上，国家控制了印刷品的出版发行，也就控制了读者的消费权利，从而限制了读者的阅读范围，这样无形中就控制、统一了意识形态，建构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当时在印刷出版方面大致遵循的规则是：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此三者应实行分工，总原则应以国营出版社和印刷业，应在党领导之下；三联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控制全国文化商业，在城市、乡村普遍建立分店、分销处，在学校工厂设立书报合作社，但自己不出版任何书刊，政府控制了全国发行事业则进步书刊可大量行销而反动书刊不待命令禁止，自可限制其流行；出版社除由国营、党营以外，应按照出版自由原则准许私人自由经营，对人民有害之出版物，只要国营书店不替他推销，自然无法行销；印刷业照普通工业办理，大印刷厂由国营，小印刷厂由私营而受国营管理。^[4]这些规则的确立就将整个国家的印刷出版发行也就是文学的消费都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的手中。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的当代文学从文学的外部机制到内部运行，从文学的创作到出版发行都统一于民族国家之中，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
       当然，民族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到了当代才有的，而是从很早开始国人的头脑中就有了这种观念。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无疑也是存在民族国家想象的。如，“五四”时期，李大钊发出了“青春中国”的赞颂，郭沫若梦想着民族的“凤凰涅槃”。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塑造了他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也贯彻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在《大江季刊》上，被朱自清称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的闻一多发表了《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爱国诗篇，构造和聚焦了“中国”的想象。老舍的作品立足于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进行“国民性批判”。此时甚至出现了国民政府发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专门提倡民族文学运动，以文学方式来促进人们的民族意识的文学流派——“战国策派”。但是这种民族国家想象与当代文学并不同，因为它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因此这种民族国家想象就带有一种虚无的感觉，所蕴涵的感情色彩就是不确定乃至悲观的。而在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是有着触手可及的国家政权后盾，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体制保证，因此这种民族国家想象就给人以安定的感觉，所蕴涵的感情色彩则是热烈明快的。并且在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中，作家的个人话语总是不自觉的与集体话语进行对抗，对民族国家叙事进行解构。在民族国家想象中，追求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形态，运用的必然是一种集体主义话语，个人话语是必须被淹没的。所以，现代文学“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完成民族主义的独特的审美创造。”^[5]当代文学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下，保证了个人话语对集体话语的让步，从而顺利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
       实际上，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与民族国家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是因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开辟出来的。同时，有关民族国家的内容又建构起了当代文学的艺术空间，当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民族国家政权。
       注释：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吴遐：《中苏二国建国初期文学组织制度的比较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参见吉少甫：《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初期胡愈之在出版署的活动纪要》，《编辑学刊》1996年第4期。
       [5]王本朝：《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战国策派”》，《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杨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0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