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然而在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30年代初，李长之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和季羡林、林庚、吴组缃因为喜欢舞文弄墨、纵论天下，被称为“清华四剑客”。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把他和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刘西渭并列为30年代的五大批评家。1935年，他年仅25岁时出版了《鲁迅批判》，这本在鲁迅生前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他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一举奠定了李长之批评家的地位。此后，他成为继梁实秋之后少数“以批评为己任”的职业批评家之一，批评的内容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著名的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等。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长之其人其言才从批评界逐渐销声匿迹。
作为文艺批评家，李长之有自己独立的批评思想。在左翼文学以政治阶级分析为核心的社会历史批评占据批评文坛主流话语的三十年代，李长之所依持的背景是京派的立场。京派有一共识，即情感是艺术的根本特征。如果说朱光潜从理论上阐释审美的移情，沈从文从创作上吟唱人类情感的纯真和美好，那么，李长之则从批评的角度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
[1]的，因此他提出了“感情的批评主义”的主张。
一、感情批评的态度：客观、忠实
首先，李长之规定了感情批评的态度：客观和忠实。对于客观，李长之认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
[2]不亲切就有了疏远感，疏远造成了感情上的隔膜，难以贴近批评对象，难以保证批评的公正。忠实是一种情感上的真，用批评家本人真的情感去面对艺术的情感世界批评的忠实是基于批评主体真诚的情感体验。“在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长处，在我恨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短处，我所漠不相关的人，必也是我所茫无所知的人。”
[3]在李长之对鲁迅，对屈原，对孔子，对李白，对司马迁的批评中，确实看到他与他们深刻的情感共鸣，即理想与现实冲突产生的寂寞感，以及一种矢志于理想的殉道者般的人格追求。
在客观和忠实的原则下，他主张在批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体验的方法。体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爱憎各别，“用爱的情感来体验爱，用恨的情感来体验恨。惟独如此，才不顾惜，也不求全，也才能够公平。”
[4]二、带着爱憎走向作品，不是以自己的爱憎模糊对象的性质，相反，“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
[5]。用作者的心理体验作品，批评家才能“褒贬任何个性的作家的成绩。”因此，体验是用作者的爱的情感来体验爱，用作者的恨的情感来体验恨。
这两点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批评家既已爱憎各别，用自己的情感力量来影响批评，便难以完全“跳入作者的世界”。实际上，李长之的思想是统一的。其一，批评家的爱憎情感不是指他在实际生活中的爱憎，而是由批评对象激发起来的爱憎。其二，人类的感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用体验的方法进行批评，它欲揭示的是能够“沟通于各方面的根本的感情。”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感情的型”。
二、感情批评的标准：“感情的型”
重视感情的型，是李长之批评的重要特色。他主张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最高的文艺标准。具体地说，就是分析一部作品时，像剥竹笋一样层层的剥，剥到最后“便只剩下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都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上，……它正是不受时代的限制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
[6]。要注意，所谓抽去对象，其实是欣赏到了让人只感到某种感情的存在而忘却了具体的感情对象的地步。
李长之把“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文艺的标准，有两点好处:其一，人类的情感千变万化，难以把握，“感情的型”则使具体复杂的情感抽象化、简单化，为感情批评提供了明确的批评标准，为批评的具体展开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同时也使感情批评具有了理论上的圆融性和明晰性。其二，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将人类相通的感情归结为失望和憧憬两种，可以使人对人类感情的基本趋向有所了解，批评时，通过情感体验，可很快获得大致不差的印象，这就为公正的批评奠定了基础。但独标“感情的型”也有不足：其一，“感情的型”过于浮泛。“感情的型”是感情的根本形式，但“根本”到何种程度，难以明确界定。李长之以为，让人“感到”只剩下情感时，就算达到了感情的“根本”，毕竟太模糊，不能满足“标准”的规范性、尺度性要求。其二，“感情的型”难以真正存在。文学以具体的形象感染人，如我们读《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
红楼梦》等作品，眼前浮现的总是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形象。“感情的型”则抛弃感情的对象，将具体复杂的人类情感抽象化，以抽象过的情感形式作为感情批评的标准，有时只能是一种想当然。
三、感情批评的独特性：理性与情感的交融
李长之的重视情感并非放任情感一泻千里，而是注重将思辨与抒情相融，强调批评的理性化色彩。在把作家和批评家对举时，李长之指出作家是印象的、具体的，是为了感人，有思想，可以有矛盾；批评家是分析的、抽象的，是为了说服人，讲逻辑，思想圆通。在李长之看来，批评永远是感情和理性的融合。如果情感太盛，可能会导致批评失当。他说，“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
[7]李长之清醒地看到了三十年代文艺批评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一些批评家还是延续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模式，主要依靠阅读经验和感受去批评作品，而不能将阅读感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识，概括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他要求批评家要比作者看得更远，理解作品时，“除了得一个‘是什么’的答案以外，还要追求‘那为什么’的来历。”
[8]不仅如此，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以科学的精神治之，须客观，须分析，须周密，须准确，最后，更须寻出其普遍而妥当性的原理原则，这最后一步，乃是进入哲学了。”
[9]因此，要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作家的创作，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不愿意去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自己做理论文章（批评）的，不能够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理解一个作品的”
[10]。
李长之这种独特的感情批评主张，有其思想上的渊源。他曾明言他受影响最大的是孟子、歌德和鲁迅。在他看来，孟子有“浓烈的情感”;歌德“丰盛的生命力”表现于狂飙式的情感；鲁迅的“不妥协”表现于文字，便是强烈的爱憎。因此，他的批评关注着感情。同时，李长之一方面深受德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影响，重视哲学的思考;一方面又浸染于儒家文化传统之中，认为“收敛了的刚性”是儒家精神的根本特征。哲学的思考需要理智，“收敛”也是理性节制的结果，加上批评家的本分，使他在选择感情的同时，注重文学批评的学术化和理论化倾向。
尽管李长之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主张和实践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这样一种站在远离政治的层面，从作品实际出发抒发真实的阅读感受，以及对文学本质的独到见解和解读，是卓有成效的，对建设当代文学批评无疑也具有独特的启示。在现当代批评文坛，李长之是不能被遗忘的。
注释：
[1][2][3][4][5][6][7]《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批评精神》，李长之著，南方印书馆，1942年。
[8]《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9]《文艺研究中之科学精神》，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
[10]《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
刘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