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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论屈原的自恋情结
作者:卜玉香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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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西索斯情结”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神话。纳西索斯是一位美少年,拒绝了所有女人的求爱,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影子。因为始终得不到所爱的对象而憔悴,最终溺水而死,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美丽的水仙花。在现代西语中,“纳西索斯”引申为“孤芳自赏的人”。纳西索斯代表了西方社会人类已经初见端倪的自恋情结,也成了西方社会自恋者的代名词。后人将人们心理上与纳西索斯相类似的顾影自怜状态称为“纳西索斯情结”。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在1914年《论自恋》中把严重的“纳西索斯情结”称为自恋症。现代心理学的实验表明,这种自恋情结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其中的德才兼备者。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1],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的景仰与追慕。他以政治家的社会身份行事,却以文学家的名义成就了不朽。屈骚之所以千古流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唱出了诗人灵魂深处的声音,彰显了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诗人被顷襄王流亡到汉北以后。汉北山川奇丽,有峻峰幽谷之美,但更多的是水气波光。沅、湘、澧、洞庭、云梦等水曲沟泽星罗棋布。面临滚滚江水,孔夫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屈子临水自鉴,自然也呻吟着凝思者的叹息。《离骚》云:“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湘夫人》云:“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抽思》云:“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在放流的九年时间里,屈原肯定无数次地舟行水上,行吟江畔,凝目以思: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担忧,为黎民的饥寒温饱担忧,还有对自我价值、个人命运的思索。他发现:贤主明君只是理想的神话。自己所处的环境,君主出尔反尔,利令智昏;群芳随波逐流,纷纷变节;奸佞沆瀣一气,蝇营狗苟。“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溷浊我独清”。四海之内,没有赏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知音。这种深沉的孤独感,将屈原推上了顾影自怜的境地。他只有对着水中的倒影,自我欣赏,以此获得心灵的满足,达到人格结构的平衡。所以,屈原是东方的纳西索斯,他的作品也是自恋者的沉思。学者周宪也指出:“屈原不是神,他的愤世嫉俗不过是基于个人不幸遭遇挫折的必然反应而已,不过是他的自恋倾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2]
       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贾谊、陶渊明、李白……皆视屈原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屈原的人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人所有的“根源特质”,他的人生际遇预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命运,他的作品也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遍特征。“文学与神话一样,都产生于共同的心理内驱力。这些内驱力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是一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3]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意识处于表层,犹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屈原心理中的确存在自恋倾向,但还尚未达到班固所诋毁的“狂狷之士”的程度。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屈原的感情是内敛的。在意识层面,屈原认为他有足够的自恋资本。
       首先是先天因素。《离骚》开篇称道自己的族系、诞辰、名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带有明显的炫耀意味。关于帝颛顼高阳氏,《大戴礼·五帝德》曾有这样的描述:“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4]可见是一位显赫、尊严的大神。至于屈原的诞辰,蒋南华根据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的科学推算,认为是寅年寅月寅日,这是一个日月交汇、千载难逢的祥祯之日。而“灵均”,灵,即是神灵的意思,也可谓不同凡响。先天的优势是他的自恋心态最基本的起点。
       其次是外在风采。屈原对自己的外貌也是很自信的。《湘君》云:“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水中倒影,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因此,有时屈原索性以“美人”、“佳人”自谓。如“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惟佳人之永都兮”,“惟佳人之独怀兮”(《悲回风》)。对于自己的美貌,屈原重点突出的是自己的服装与配饰。《离骚》最为集中。诗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在《涉江》、《招魂》中还有类似的赞美。他对自己的服饰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实际上所有的衣着都着复杂的代码。“在日常世界中,衣着所起到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它总在设想中看到自己被别人注视。”[5]
       另外,屈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丝毫不加掩饰地赞美自己的美德和才能。对于自己的美德,诗中有直接赞颂的,如“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有比德之颂扬的,如“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还有在历史追忆中以前贤来标榜自己的,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等等。诗人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高蹈绝尘的德行。司马迁评其品格,“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6],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自己的才能,诗中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自夸。司马迁对此也作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7]的赞誉。
       上述的几点,都是屈原自身所意识到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在屈原的意识中,尚存在主次先后之分。先天的因素是天赋的内在美质,屈原将它们统称为“内美”。《离骚》中声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中的“修”字,大都含有“美”的意义,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重”是“增加”之义。诗人认为,纵使自身的内在美质众多,仍需要德行和才能的提升。屈原之所以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也不仅仅是祖上的福荫,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在文学传统里,美貌往往有更深刻的含义。《诗经·卫风·硕人》是咏庄姜的,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庄姜是一位有色有德的女子。《诗经·邶风·简兮》末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8]《郑笺》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9]美貌是贤者的烘托。屈原对此理会甚深。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装便不仅只包含御寒遮羞的原始意蕴,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的表现,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屈原爱好楚之华丽的服饰,当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10]他对楚国服饰的赞美,也是其爱国德行的一个表征。古人常有佩剑的嗜好。剑既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警示。告诫自己大敌当前,要奋勇杀敌,尽忠报国。关于诗中的香花芳草,前人早有认识。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1]所以,屈原选择花草作装饰,是取其馨香以喻己之高洁。屈原对外在风采的展示,目的同样是突出高洁的德行。在其意识层面,屈原的自恋,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无人能敌的德才。这也符合儒家“太上立德”立人观的标准。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还包含无意识的部分,它是没于海水中硕大无比的主体部分。它处于大脑的底层,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弗洛伊德将人的无意识视为一种本能,并主要是指性本能。
       《离骚》虚构了三次神游。其目的之一,是“求女”:宓妃、简狄、二姚等。据王逸注,这些女性皆为古代的神女圣妃。屈原对她们恭敬神往,没有实际意义上男欢女爱的亵渎。其实,“求女”也并非屈原的首创,在先秦以至汉代诸子中均不乏其例。《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吸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2]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果哲学家运用神话,那大半由于他先有了思想,然后才寻求形象以表达思想。”[13]屈原糅合远古神话传说,假借虚构的带有神性因素的形象,也是为了寓托自己主观的愿望和理想。导致屈原自恋的无意识,并不是性本能而是另有他情。
       屈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又具有高洁的道德修养、杰出的政治才能,属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传统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信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从他踏上政治仕途之始,他便时刻不忘臣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周王室东迁以后,“楚在短短一百多年内,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出现了飞跃的转化,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兴盛的封建社会。”[14]楚先人的开拓进取,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他对政治无限热忱,甘愿为社稷苍生效犬马之劳,对国君尽忠,为楚王排忧解难。在内政上,为怀王拟订宪令,“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修明法度,以法治国;重视培养和选拔贤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离骚》),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外交上,他主张摆脱强秦的淫威,临危授命,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至死保卫楚国。他的政治蓝图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传统文人所处的地位相对又是尴尬的:他们是社会理想精神的代表,也是道德良知的体现。然而封建君主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政治理想的实现却又必须借助君主的权势,这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明显依附地位。屈原也不例外。他提出了“美政”理想,但也只能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怀王听信谗言,他便被疏远;顷襄王受到迷惑,便被放逐出郢都:君王的遗弃让他深感报国无门的焦灼。屈原曾悉心培养人才,但结果“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事过景迁,他们也纷纷变节与堕落:群芳的凋零让他感到了无人同行的孤独。屈原深爱着楚国的百姓。黎民的流离失所,让他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忧虑。当他忧愁忧思之时,渔父却好心地“规劝”他随波逐流:群众的疑惑又让他感到忠贞者的悲凉。他爱国、忠君、育人、恤民,满腔生命的热情,换来的是现实残酷的打击,无人理解,更无人回报。
       “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使屈原把对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顽强执著,转化成了表达这种内心真实和内在神性的创作冲动。”[15]屈原内心的焦灼、孤独、悲凉需要寻找释放的突破口,于是他实现了由政治家向文学家的转换。他需要知音,需要有人欣赏他的道德与才能,所以才有了诗歌中的自恋。因此,在他的无意识结构中,传统文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才是屈原自恋的心理内驱力。
       屈原的遭遇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共同悲剧,作品所反映的自恋倾向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心理特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寻求依附性地位不可得,无奈地转向自我价值的独立性追求。他们不愿苟且,不愿同流合污,秉持着宝贵的人格操守,闪耀着道德的璀璨之光,理性的批判之光。他们执著追求精神自由的勇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2]周宪《屈原与中国文人的悲剧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第34页。
       [3][美]诺曼·N·霍兰德《神话与心理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杨小洪、方永德等译《神话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5-106页。
       [4]王聘珍撰《大戴礼解诂》,中华书局,2004年,第125页。
       [5][美]宇文所安著《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程章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页。
       [6][7]司马迁撰《史记·屈原列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2482页。
       [8][9]《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卷四,《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10]毛庆《屈原文化心理初探》,《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编,1997年,第283页。
       [11]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3页。
       [12]《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86页。
       [14]《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杨公骥著《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页。
       [15]冯川著《人文学才的生存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0-211页。
       卜玉香,女,湖北宜昌市三峡大学文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