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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确切的写作背景，史料并无记载。历代学人大多根据本诗题目的含义及文中“不事权贵”的思想粗略推论，认为本诗的写作时间应为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即李白被从长安“赐金放还”的第二年，具体应为起身南游吴越之际。但这种推论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细究李白生平个性，精研诗文脉理扣合，就会发现，本诗更有可能写于唐天宝元年李白辞别东鲁，应诏西赴长安之际。理据如下：
       其一，题目有“梦游天姥”，未必就暗示诗人一定将赴游天姥。诗中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此句是诗人在“提起并回答”朋友的询问，“你问我别君而去何时才能回来？那么，暂且把我的白鹿放养在青崖之间吧，等我回来就骑上它去寻访名山”。弄明白此处“去兮”的“去向”，即可略窥诗人的写作背景了，是去远游吴越呢，还是西行入京呢？
       要弄清“去兮”的“去向”，就要看下文“何时还”的“还向”了。诗人说，暂且把我的白鹿放养在青崖之间吧，等我回来就骑上它去寻访名山。这儿说回来时才去寻访名山，浮游江湖；也就是说此去不是寻访名山，浮游江湖；也就是说此去不是南游吴越，因为南游吴越本来就是寻访名山嘛。那么，与浮游江湖相对的，就应当是去官场名利之地了。据李白生平可知，李白真正进入名利场的远行，也只有天宝元年的那一次，即辞别东鲁，奉诏入京。
       其二，本诗题目也写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但是“别东鲁诸公”未必就是“赴吴越而别东鲁”，更可能是“赴长安而别东鲁”。
       天宝元年，隐居东鲁的李白，在几乎已经看穿功名的时候，终于接到皇帝的诏书，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奔赴长安。而且“别鲁入京”的背景，与文末“不事权贵”的警句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更加互证成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正是对上句“回还”的原因的回答。这里被诗行跳跃过去的潜台词是说：“你们问我为什么还要回来”，作者回答说“我怎能奴颜婢膝地事奉权贵，使自己不开心呢”。言外之意是“假如让我奴颜婢膝地事奉权贵，我就会很快回来”。这正是对自己“西行”命运的预测。“决不摧眉折腰”正是他赴京临行的许诺，而不是后来辞别名利官场的解释。试想，假如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被“赐金放还”足足一年的李白，该解释的怕早就说腻了，这儿还用得着再次絮叨吗？
       其三，如果仔细推敲课文，就会发现，“天姥仙境”正是“京都朝堂”的象征，“梦游天姥”正是宦游长安的暗示。首先，开篇交代那天姥仙境耸人听闻的高度，不正是暗示宫廷朝堂高处不胜寒的政治位置吗？那“一夜飞度镜湖月”的梦中飞度，不正是世人眼中诗人此刻平步青云的情状吗？那“千岩万转路不定”的行径，不正是“官场路途曲折艰险”的暗示吗？那“迷花倚石忽已暝”的遭遇，不正是说“世人追逐功名直到生命的黄昏才可以问津吗”？其次，看那仙境出现的场景，是“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分惊层颠”，这样的恐怖，让人不能不想到奸侫把持的人仕之门吧；那“列缺霹雳，丘峦崩摧”，让人不能不想到那“庙堂之路”的仓皇惊变和猝然大开时给人的感受吧？再次，看那仙人出现的状况，不过是住着金银筑就的宫阙，穿着纷移豪华的衣物，乘着威武奢华的车马，观游纸醉金迷的乐舞。这不正是达官贵人当时的生活方式吗？哪里有“佛转法轮”，“天花乱坠，仙乐飘飘，祥云笼罩”等那些对仙人生活的传言呢？难怪这种生活会让作者“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这难道不是诗人对自己将来可能会“官场惊变，黄粱梦醒”的结局预测吗？
       如此看来，作者真的是用“游梦仙境”来象征一场想象中的赴京遭遇。难怪诗人在下文要告诫朋友，“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告诫大家不必太艳羡自己眼前的风光，其实这一切都可能只是一场人生的梦幻啊。
       其四，如果真的是用“梦游仙境”来象征“游宦官场”，那么作者有必要表达得这么隐晦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除了“诗贵蕴藉”的要求之外，时势的风霜刀剑也在严严相逼啊。历史上“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的因言获罪，武则天时代，酷吏兴狱，名士断笔的横祸殒身，哪一点不能让灵敏的诗人学到一点乖觉呢？再说，诗人好友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一句牢骚，开罪皇帝而遭终生禁用，身边的例子，也起着警策的作用呢！
       冯栋，山东成武县二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