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分为上、中、下三卷，共六十五条，所录皆中唐以后杂事，稍涉神怪，但《四库提要》称其书多载《本事诗》所不载的中晚唐诗歌吟咏和逸事逸闻，利用时须详查慎取，因此对于其中的条目进行逐条疏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疏证
本文意在论证其卷上所载的非常著名的《巫咏难》条，为方便起见，先录《巫咏难》条全文如下：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观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感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
以下先逐条交待其中引诗出处及版本情况：
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奇新”，《四部丛刊续编本》作“奇状”，此处据《稗海》本和《
太平广记》本改正。另外，“幽崖”一词，《
全唐诗》作“阴崖”。这首诗《
全唐诗》四册卷九六也据《云溪友议》此条，收录于沈氏名下，题曰《巫山高》，但顾陶云此诗为张循之的作品，《
唐诗纪事》卷一一最先对于此诗的作者此有异议，“此诗范摅以为佺期之作，而顾陶以为张循，今记于此。佟培基根据《
文苑英华》二○一、《
乐府诗集》一七、《众妙》、《唐音统签》八一九《巳签》一并作张循。因此，此诗是张氏的作品当无疑义，况且我们还可以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用典上证明这一点，范摅讲的可能是另一首沈氏的作品收入《
全唐诗》四册卷九六的《巫山峰十二》，但此诗在语言和用典上不及张循之作品，故我们认为当以张氏为准。
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这首诗是王氏《巫山》诗，收入《
全唐诗》三册卷六七。其中“徘徊”《
全唐诗》作“裴回”。
李端诗：“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碧虚”，《稗海》作“碧岩”，《
太平广记》作“碧空”。“重”一作“峰”，“日”一作“月”，“渡水”一作“过涧”。这首诗是李氏的《巫山高》，一作《巫山高和皇甫拾遗》。
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这首诗是皇甫氏的《巫山峡》，一作《巫山高》。
二、证伪
仔细研究这条材料，我们会发现，把其中的几个人物放到同一时空去考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首先，繁知一的生平事迹不详，学界基本认为确有其事，并非杜撰的唐代人物。《
全唐诗》的编者也据此把“忠州刺史今才子”一诗收入卷四六三繁知一名下，现代的文学家条目中也大多列此条。
繁姓较少见，这里有必要附带交待一下。明人王士祯所撰《分甘余话》卷一：“汴中梁王吹台，一名繁台，以繁姓家于台侧，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汉有繁延寿，魏有繁钦，唐有繁知一，台以姓得名，当作蒲禾切，今读作符艰切，非是。”则对繁姓的解释甚为详细。宋人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二对繁氏的先祖交待得更为清楚，“周成王以商民七族，分康叔一曰繁氏。”
但问题是繁知一未必有其人，因繁知一其人首见于《云溪友议》这一条，且再无其它材料留存，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确有其人。又由于此故事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这一点以下将会得到证明，则突然冒出的繁知一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角色。又由繁知一其名可知，这个故事叫作《巫咏难》，就是说，历代写巫峡的歌咏车载斗量、不可胜计，可谓繁富，而后人均不知高山仰止，白居易正是在这一种情况下拒绝写巫咏诗的，其理同李白讲“前人有诗题不得”的道理是一样的，颇疑《巫咏难》此条受李白诗影响甚深。“繁知一”者，从字面上来理解，即“繁中得知一见”，意在表扬白乐天有自知之明。
关于刘禹锡生平经历，现代学者卞孝萱先生有《刘禹锡年谱》论述较详，陶敏对于刘集也有整理之功，证明刘氏生于772年，卒于842年。此条的相关部分，李禹锡的官历是很清楚的，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他被招至京师，因玄都观看花诗得罪执政，再出为播州刺史，经裴度说情，改刺连州。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任夔州刺史。四年（公元824年），调任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调归洛阳。
但《巫咏难》中“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的三年，是哪一年呢？据《刘禹锡年谱》，这也是可以推知的，贞元三年刘氏尚幼，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在朗州，宝历三年（公元827年）在洛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在长安，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在洛阳，最有可能的就是中间的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但现在的研究已知刘氏是在之后的一年任和州刺史的，和州是唐代淮南道的一个州，治所就在历阳，有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为证：“长庆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转历阳”。刘禹锡在任和州刺史后，再没有入蜀的经历了，因此，这条基本上是杜撰的。因此《巫咏难》此条的杜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据的，但是这种敷衍故事经不住事实的严格检验，这在白居易的身上更能体现。
白居易于宝历元年至二年（公元825-826年）在苏州刺史任上，据《
旧唐书》本传：“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
新唐书》本传记载略同。更确切的记载见于《
全唐文》卷六七六的《吴郡诗石记》的记载：“宝历元年七月二十四，苏州刺史白居易题。”所以如果要称苏州刺史已经是宝历以后的事情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那么，白居易必须出现在三峡中，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学界普遍认为白氏任忠州刺史的时间在元和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即公元818-820年间。据《
旧唐书》本传，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量移忠州刺史。《
新唐书》记载略同。又《白居易集》卷六一《忠州刺史谢上表》云：“臣以去年十一月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中略）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另一条不甚可靠的材料表明，长庆二年白居易有可能还在忠州任上，即《庐山记》卷五《唐庐山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并序》称：“忠州刺史白居易撰，僧云皋书，长庆二年闰十月一日建，大中八年七月十五日重建。”但不论怎样，《巫咏难》此条是把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和忠州刺史的时间恰好颠倒了，变成是先任苏州刺史然后贬官到忠州，与事实正好相反，可见这个故事编造得并不高明，但毕竟是敷衍事实而成，不是完全天马行空，无所依傍。
综上，其中人物事迹已证明，在空间和时间上此事不可能发生，显而易见，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
三、辩难
《巫咏难》题目之立意，说明唐诗的较高境界是能结合古典今事为一体，形成情景交融的美好意境，故分叙三峡之美与巫山神女的传说甚易，合而论之则甚为困难。
巫山神女故事本于宋玉《高唐赋》，前赋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问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赋云：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复命玉赋之。”那么，在“巫咏难”这个故事中，李德裕为何又为段成式所讥呢？那是因为巫山云雨的典故虽然词意迤逦，但是实含《
诗经》风教的深刻寓意。宋儒洪迈所撰《
容斋三笔》卷三《高唐神女赋》条，恰能解释此故事中段成式与李德裕二人对古典理解上的偏差，“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这也是吟咏巫山之难的另一面，即既要写男女云雨之欢，却又切忌流于污秽，换句话说，要求近朱不赤、近墨不黑，其难度自可想见。
虽然这个故事并非实有，但是它却引出了一个很好的论题，即巫山歌咏之难，进一步问，为何描写巫山如此之难，以至于早在唐代世人已经有此感叹，而后代的咏诗还是层出不穷，并不为这个观点所束缚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唐崔顥尝题武昌黄鹤楼诗的典故是个很好的例子，李太白负大名，见其诗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题诗在上头”，故欲拟之以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李白以百代之才，尚自知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观资质平庸之辈的重复劳动，高下自现。笔者的看法是，范摅杜撰这个故事是别有用心的，意在警示世人在大师巨子的杰作面前要知道高山仰止，知难而退，如若不然，固然能信笔挥洒，舞文弄墨，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创作欲望，不过是徒然给业已惊人的文化垃圾上平添一笔，既无益于后世，也未必是利己之举。
洪刚，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涂显镜，女，贵州印江人，贵阳学院教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