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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王子哈姆莱特是看破红尘的，他有句名言：“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抉择，即出走。前者愤然走出了《玩偶之家》，后者毅然走出了《新娘》之家。他们向着心爱的家园（这家园后来变成了叫人望而生畏的樊笼），投去冷漠的一瞥，飘曳着轻盈的裙裾，转身消失在迷雾般的远方。他们的出走，反映了脆弱女性固有的坚强。
       娜拉与娜嘉，两个不同国度作家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个人性格气质清风明月般的美好。在人生变故来临之前，她俩都曾是不自觉的傀儡。虽有独立的民主倾向，但思想意识却不够鲜明，显得有些肤浅。就像美丽的花瓶，他们在任人摆布的玩偶般的命运格局中不能自省、不够清醒、自我满足、自得其乐，待到梦醒时分，他们都同样悔恨不已，因而选择了相同的出路：出走。
       被丈夫海尔茂称作“小松鼠”、“小鸟”、“我的孩子”的娜拉，能歌善舞，天真烂漫，她助人为乐，同情与帮助不幸者，不盲从资产阶级伪道学家所谓的宗教道德。从表面上看来，娜拉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急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做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在出走之前，娜拉对海尔茂说：“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跟你在一块儿，事情都由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叫花子，要一口，吃一口。”
       而娜嘉的形象在萨沙的眼里是：“她又高又美，身体匀称……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不仅如此，娜嘉为人真诚，不为庸俗的礼教所束缚，向往真、善、美。她毫不理会贫富悬殊，坚持与穷大学生萨沙建立脱俗而真挚的友情，并听从他的建议，离家外出求学。她的善良使得她感觉到自己站在萨沙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因而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她的单纯表现在，曾经在她眼里，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忙碌着，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么显得十分年轻，花园里寂静而凉爽，黑糊糊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一片青蛙的鼓噪，很远很远，大概在城外了。四处都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富裕的物质生活、“无可挑剔”的未婚夫曾经令她心满意足，世界在她眼里是如此美好。可当旧感情渐渐裂变、新思想层层迸发时，她是那么痛苦：“娜嘉走进萨沙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墙角的一张圈椅面前，跪下来，用手蒙着脸……‘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不理解！我蔑视我的未婚夫，蔑视我自己，蔑视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她们出走之前所说的肺腑之言的语气与心情是何其相似！他们为女性自由解放与人格尊严而进行的呐喊，一字一句，铮铮有力。正因为不甘沉沦，他们才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出走。
       她们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他们的身份不同。娜拉曾是父亲的乖女儿，丈夫的好妻子，孩子们的慈爱的母亲；而娜嘉只不过是个二十三岁的姑娘，祖母的唯一的孙女，母亲的唯一的女儿，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
       其次，他们肩负着不一样的责任。娜拉多重的身份意味着她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尽管从表面上看，她是那么的娇小柔弱，可是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却能够临危不惧，勇于承担风险。而娜嘉呢？家里的事情不用她操心，不由她做主，她只要快快乐乐地出嫁就足够了。她每天要做的事情不外乎吃饭、喝茶、聊天、睡觉。
       作为对现实人生的反抗，娜拉与娜嘉的“出走”，又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刻上了作家世界观的深深烙印。在笔者看来，娜拉的出走是绝望的逃离，其中义愤居多，而且易卜生也难以为她指明真正的出路；娜嘉是有备而发，她的出走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焦点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上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过日子真正像夫妻”，也只有通过改造社会环境才有可能。
       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小说《新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娜嘉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五月之夜一样，娜嘉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重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待嫁的娜嘉如此倾心倾力地思考未来与人生之路，这是其思想转变不可缺少的内因。外因自然是萨沙，这个贫穷的、体弱多病的小伙子直言不讳：“你的安德莱！我替你的青春可惜呢！”于是，娜嘉构筑的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冲破了。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青春、智慧、激情与美，仿佛都在那里缓慢地腐败，直至消失。经历着情感与思想裂变的娜嘉终于发现，对裸体女人画与父亲赞不绝口的未婚夫，实在是庸俗透顶又奴性十足。而有着良好教养的母亲过的原来是一种异常空虚痛苦的生活。她继而敏锐地意识到，母亲的今天或许就是她的明天。母亲的“我要生活”，不过是绝望的哀号，她根本就无力走出旧式生活的泥沼。所以，娜嘉决不能重复母亲的不幸命运。至此，娜嘉心中已经豁然开朗，她决定出走，到外地求学，寻求广阔自由的世界。娜嘉作为知识女性，终于以出走超越了自己的旧生活。同是离家出走，寻求新人生，娜拉完成的是一种平行的分裂，而娜嘉完成的则是一种更高的超越。
       “一样是出走，怎样使走到风地里，接近山川日月，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走！走到楼上去》）娜拉与娜嘉两个女性形象的精神世界孰宽孰窄孰远孰近，由此可见分晓。娜嘉是时代的意中人，而娜拉则反映了时代与人的悲剧。悲剧往往出现在觉醒的时代与觉醒的人们之间，如果时代和人都还在沉寂中昏睡，就很难产生悲剧。悲剧是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兆。悲剧之后应该有喜剧，这也是作家与读者的共同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娜拉“堕落”了，即使“回来”了，它作为先锋的召唤性与鼓动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是相比之下，娜嘉的出走焕发着更加亮丽的光彩。
       王瑛，湖北襄樊学院教师；龚秀兰，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