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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俄国最早出现在书面语中，大约是在19世纪70年代。在俄语中，“知识分子”有词根一样但词尾不同的两个单词，一个使用范围宽泛，亦作“知识界”和“知识阶层”解释；一个则专指具有为同时代人和后世称道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风尚，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怀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人”。以此观之，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当代俄罗斯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了。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且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诞生了”（别尔嘉耶夫语）。拉吉舍夫被农奴制的不公正深深地伤害了，他为了实现正义、公道和自由，冒着生命的危险，第一个揭发了农奴制政权的罪恶，因而才成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 共济会和十二月党人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作了准备。在19世纪30、40年代，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论战，此次论战标志着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社会群体已经形成。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沙皇，不再依附于教会，不再依附于某一阶层，他们可以独立思考，独立规划俄国的前进方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俄罗斯知识分子有着独特的精神特征，并代代相传成为优良传统，这是俄罗斯最宝贵的民族财富之一。这种精神特征的形成是俄罗斯独特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综合孕育的结果。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完全是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的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的特点”。概括起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主要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强烈的批判精神；强烈的“罪感意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些精神特征都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并在更高的境界上得以表现。他在苏联专制极权的迫害下，在劳改营里，在流放地，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在被放逐到国外的流亡生涯中，一直以九死不悔的殉道精神寻求和捍卫着真理并大声呼喊出来。他在苏联第一个突破思想和文学的禁区，开掘出劳改营主题，为苏联劳改营文学的滥觞打开了闸门。他以丰硕而深刻的作品成为苏联“回归文学”的卓越代表。他的作品为加速苏联的民主化、“公开性”进程，推动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从索尔仁尼琴的身上，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承继与发展的清晰轨迹，他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在新时代的最佳诠释者。
       俄罗斯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弥赛亚”情结，也可称之为普世主义精神。它主要来源于东正教的影响。“弥赛亚”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有“膏油”之意，后来就指“受膏者”，一个人头上被涂上了膏油，这个人就成了被选中的人，就成为负有某种使命的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就有“弥赛亚说”，它强调俄罗斯是天生所赋的、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民族。15、16世纪之交的俄国东正教会又提出了“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的理论：在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灭亡之后，俄国就成了全世界帝国传统的继承者，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所以，俄罗斯知识分子天生具有一种“普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强烈使命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群魔》中说：“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也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首要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然而，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可能拥有真正的上帝，尽管其他的民族也会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伟大的上帝。唯一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情怀，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和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正如赫尔岑所说：“这些人在思考什么？是什么精神再造了他们？既不是思想，也不是对自己社会地位、个人利益和保证金的关心；是他们的全部生命，是对于没有个人利益考虑的普遍利益的全力奋斗。他们中的一些人遗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艺术，关心人道”。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特别是19世纪以来，宗教思想和弥赛亚意识的最佳表述者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在俄国专制政权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只有通过文学作品及其评论的形式，才能将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表述出来。从果戈理开始，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弥赛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更是将宗教情感和救世精神融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他们怀疑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正当性，怀疑审判权和处罚权，揭露恶及任何国家和政府的虚伪，忏悔自己的特权地位，意识到对劳动人民的罪过，憎恶战争和强权，向往人们兄弟般友好……今天，索尔仁尼琴又继承了前辈的弥赛亚精神，把文学看成是俄罗斯和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将文学中的普世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索尔仁尼琴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索尔仁尼琴经常跟着母亲上教堂做礼拜，那里的一切给他留下了“后来任何磨难和任何高深理论都无法磨灭的印象”。从小受到的东正教熏陶，培养了他强烈的宗教情感，尽管这些宗教情感在苏维埃意识形态教育下一度受到抑制和削弱，但命运的打击和难中的思考，使他的宗教情感又复活了，他意识到了创作乃是自己的神圣使命：“被捕之后，目睹的一切使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我没有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了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作为苏联劳改营的幸存者，他深刻地意识到他对那些没能爬出劳改营的无数死者，对历史，对伟大的俄国文学先行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当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身患癌症，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星期，他自己也准备与生命作最后诀别时，奇迹出现了——癌症被治愈了。索尔仁尼琴从中看到了天意，他说：“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的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索尔仁尼琴认为上帝给他生命延期是为了让他完成替受苦受难的俄罗斯进行申诉的使命。所以，他以殉道的精神，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剥皮作纸，析骨为笔，用血和墨”，写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红轮》、《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二十世纪末俄罗斯问题》、《倾塌的俄罗斯》、《同行二百年》等一系列震撼世界的作品，用自己的创作和言行，履行着自救、救人，救俄罗斯、救世道的天职。在长期的思考与创作中，索尔仁尼琴逐渐将自己小我的感受融入到人类的体验中：“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作家的任务是选择更普遍和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诸如：人的内心和良知的秘密，生与死的对抗，战胜精神上的痛苦，以及产生在远古时代的人类历史法则，这些法则只有在太阳不会放射光芒时才会消失”。由于他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他的作品才能“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才当之无愧地荣获了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在获奖后，发表了名为《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讲辞，这个演讲，可以说是索尔仁尼琴的弥赛亚精神的最好总结。他说：“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这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中最敏感的一群，对民族意识、民族记忆、民族灵魂都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在万马齐喑，普遍沉沦的时代，作家要“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用文学救世界的责任。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弥赛亚精神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李小驹，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此文为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系列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