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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历史的变革“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宣告无力解救中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到来的年代，鲁迅所感到的苦痛是深重的，他在苦闷和彷徨中间所写的杂文和小说，无论是以刻画典型的形象化表述还是思辩的论述，都显示了他对中国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思考。
       鲁迅杂文的深刻、犀利自不待言，而从他的小说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当时国民状况的形象化展示，不仅显示了鲁迅思想的精深，更可见其文学手法运用的高超。在他的小说中鲁迅以生动传神的手法描写了国民的愚昧、麻木、苟安、自欺，以此来表现国民与社会变革之间深深的隔膜，进而揭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为探寻中国的出路指出了方向。
       写于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开头就以一幅看似平和、恬淡的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江南水乡风俗画，揭示了百姓生活与外界的隔膜。尤其是河中游船上文人的感慨：“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更具有象征的意味。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水乡百姓心中引起的风波，表现的是辛亥革命与百姓的隔膜，革命仅仅是革去了人们头上的那根辫子，百姓思想依然麻木、愚昧、守旧，从而揭示了民主革命悲剧性的结局。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对中国农民所持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他不仅批判了赵七爷这样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还嘲讽了以七斤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奴性，因为没有了辫子就不能作顺民而惶惶不安；以及九斤老太的麻木、守旧，“一代不如一代”的反复述说，说明了对革命所产生的影响闻如未闻，毫不关心、无动于衷；而村民们对七斤的风波前后的态度变化，更是体现了中国农民普遍的特性：愚昧、守旧、不觉悟，“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风波》）村民们对七斤的遭遇所表现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其实就是一种隔膜，百姓对外界社会变革的不理解而造成的隔膜。
       二十年代鲁迅的这几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思想和社会现状的极为关注和思考逐渐深化的轨迹，发表于1921年1月的小说《故乡》中闰土的形象在当时农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像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而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得麻木，但最撼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因为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早已注入闰土的头脑。写于这一年12月的《阿Q正传》刻画了处境悲惨而精神上“长处优胜”的阿Q，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剥削的悲惨地位，才会说出诸如：“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的话，进一步表现出了国民的自欺欺人的劣根性。而写于1924年2月的小说《祝福》让人看到祥林嫂的脖子上不仅套着封建社会的四大枷锁，不仅是鲁四老爷，即便是和祥林嫂处在同等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着封建思想的麻痹毒害而在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着精神上的虐待。从而更深地揭示出了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的麻木、混沌，实际上进一步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正如鲁迅在1925年4月的杂文《灯下漫笔》中所分析的“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将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阿Q说他不愿在城里举人老爷家做事时，那村人们的一张张“叹息而且快意”的脸……。由麻木、苟安、愚昧、自欺，到残忍，鲁迅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揭示了当时的百姓思想状况，这是对中国文明、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刻反思的结果，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即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形成的国民性，使他们甘于被奴役和压迫的地位，麻木、愚昧而不自知，以至与外界变革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因此民主革命如果不唤醒民众，唤醒他们做人的意识，终究是难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
       “隔膜”可说是当时鲁迅小说的主题，揭示的是中国民众普遍的心理状态，体现的是鲁迅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深刻思考。在鲁迅的许多小说中，“隔膜”是借助“看”的形象来表现的。这些鲁迅小说中的“看客”看似是次要人物，却形象化地表现了当时中国民众的普遍状态。这源自鲁迅早年的经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到他在仙台学医时，一次观看的录像中，看到中国人围观俄国人杀中国人时，“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国民的思想状态给了鲁迅以深刻的触动，于是鲁迅笔下就有了许多看客的形象。小说《风波》中的看客是村民们，“村人们呆呆站着……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他们也就慢慢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这里鲁迅用蚊子的嗡嗡乱嚷形象化地表现了百姓思想的混乱、不清醒；《阿Q正传》中的看客是围观阿Q游街的人们，“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了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狼的“又钝又锋利”和人的“又凶又怯”的眼神，写出了围观者的不仅胆怯、愚昧甚至凶残；《药》中的看客是那些看夏瑜被砍头的人，象可怕的鬼，“（老栓）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在这几篇小说中，鲁迅以不同的意象揭示的不仅是百姓的愚昧、麻木、不清醒，更深地揭示出思想的愚昧、麻木、混乱甚至表现出了残忍性，是可以吃人的。
       “看与被看”已经是鲁迅同时期小说的一大情节结构模式，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造成了一种反讽的距离。而这种模式在鲁迅笔下进一步就表现为“吃与被吃”，革命者夏瑜“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成为老栓茶馆里茶客们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人们争先恐后去‘看’杀夏瑜，‘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3]。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看与被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成为“吃与被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的馒头，被小栓吃进肚里“却全然忘却了什么味”，也就有了某种象征意味：老栓茶馆中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的正是革命者夏瑜。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启蒙者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吃掉。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批判那些吃人的民众，由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的他们的麻木、愚昧、与革命思想的隔膜，这种隔膜、混乱、游移使他们不仅被封建思想残害，进而自觉地成为封建思想的维护者甚至帮凶，从而完成了由“看”到“吃”的转变；同时又批判了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即革命如果不让民众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处境，产生改变命运的要求，那么革命者或启蒙者的鲜血终究是要白流的。鲁迅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批判，而且其也为革命指出了方向——打破隔膜，让民众清醒，革命才能真正成功。
       注释：
       [1]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作品注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2]引自鲁迅写于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
       [3]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8年版第41页。
       李永新，女，1969年生，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