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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评论家冯雪峰在评论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时说：“这（指吴荪甫）是茅盾对我们文学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是别人不曾提供过的。”的确，在《子夜》问世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人塑造过像吴荪甫这样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吴荪甫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史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吴荪甫这一艺术典型自诞生以来，评论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典型，然而对其阶级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至今仍无定论，这也许正是吴荪甫这一人物独具魅力的原因之所在。最初人们对吴荪甫这个人物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十分赞赏其英雄气概；到了五十年代，随着“阶级分析”观点的日益加强，人们对吴荪甫的同情逐渐收敛了；一九五二年，茅盾忽然称吴荪甫是“反动工业资本家”，唐弢和严家炎在七十年代也得出了吴荪甫是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形象”的结论，于是，类似的结论一度盛行。直到最近有少数评论者提出重新评论吴荪甫，可力量之微弱仍不足以给吴荪甫的阶级性质盖棺定论。本文试图通过系统分析吴荪甫这一具体存在的性格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对这一人物的现实性进行探讨，从而对他的阶级性质作出客观的评价。
       人物的形象是由人物复杂多变的性格构成的，是多重性格的总和，要客观公正评价人物必须从分析人物的性格着手。所以，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吴荪甫，对他的阶级性质作出一个定论也必然从分析他的性格入手。
       第一，吴荪甫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资本家的典型，他有着当时一般资本家都不具备的手腕魄力，但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方面，吴荪甫年轻时曾去过欧美，他的留洋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吴荪甫有很强的事业心，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有雄心，立志发展民族工业，要把“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他有魄力，深谙“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名言，知道怎样将别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还有作为老练企业家的教养、阅历和丰富的经验……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生产日用品的小厂，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也相继成为他的企业；他又和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金融界巨头杜竹斋组建益中信托公司，这都表现出吴荪甫作为资本家的野心与魄力，这种野心和魄力使得他的企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得以尚存一息。他善于用人，在与屠维岳较量之后，他“慧眼识英雄”，决定利用屠维岳来帮他镇压工人，屠维岳那样傲慢无礼、自视清高的人也被他折服，成为他的心腹。另外，吴荪甫的事业心也是当时其他资本家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对吴老太爷的入殓他都无暇顾及，而是只顾和姑老爷杜竹斋商讨对策，以应对他一手建立的“双桥王国”所面临的困难。他一心放在事业上，以致对妻子林佩瑶和军官雷鸣的恋情一无所知……这种当时一般资本家所不具备的事业心，是吴荪甫个人独有的魅力之所在，也是读者容易对其产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吴荪甫作为资本家，他又有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先天性的弱点。他面临着两组矛盾，一是与帝国主义掮客——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生死角逐；二是他虽精明能干，但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格使得他与工人尖锐对立。他减工资，加工时，裁减工人，用卑鄙的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组织，镇压工人的反抗运动，处处显露出一个资本家的凶残；当他的同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用非常狠毒的手段去吞并他们，绝不手软，这又体现了一个资本家的残酷无情。在他经营的裕华丝厂内部派系权力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即使屠维岳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但是在吴为成和马景山的谗言的迷惑下他还是对屠维岳动摇了：“吴荪甫的脸色突然变了，对于屠维岳的信任整个动摇了……”，这充分说明了困难面前的吴荪甫变得犹豫不决了。他置身于矛盾的中心，事件的进程使他性格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展示：他时而果决专断，时而犹疑惶惑，时而信心坚定，时而颓废恐怖，遇事好像成竹在胸，实则往往举措乖张。吴荪甫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真实反映。
       第二，吴荪甫在工厂里行使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法则，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他施行的却是封建家长制。吴公馆是吴荪甫施行封建家长制的王国，茅盾先生竭力描绘的吴公馆简直是三十年代的“贾府”，曲径通幽，长廊迂回，主人客人做着一些荒唐的事情。在封建的吴老太爷眼中，吴荪甫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而实质上吴荪甫正是以封建礼教来统治吴公馆的，这种封建性集中体现在对待四小姐蕙芳、七弟阿萱和小姨林佩珊的态度上。四小姐蕙芳从乡下来到繁华的上海，最初，觉得一切是那么新奇，可时间长了，她感到了吴公馆气息的窒闷，这固然有她长期受封建思想行为的渲染而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的原因，但吴荪甫的专制才是她想回乡的主要原因。四小姐在吴公馆中与范博文很投缘，然而吴荪甫却竭力反对：
       ……他的威严的目光又转射到四小姐蕙芳的身上了，他知道近来四小姐和范博文好像很投契，这是他不许可的！于是暴躁的第二次浪头又从他的胸间涌起……
       譬如四妹的事我不是老顽固，婚姻大事也可以听凭本人自己的意思。可是也得先让人晓得，看两边是不是合适……
       那么，你没有，我替你做主！
       在吴荪甫冠冕堂皇的话语之下，隐藏了他深厚的封建思想，同样在对待阿萱的贪玩和林佩珊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采取了这种专制的态度。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却做出这样的事，这说明吴荪甫作为一个资本家并没有完全与封建主义决裂，这正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它还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茅盾同志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因而他笔下的吴荪甫生动而逼真。
       吴荪甫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却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理解他的妻子，尽管从整篇文章来看，吴荪甫与林佩瑶并没有大的冲突，可是这种平静的背后充斥着无奈的危机。文中三次出现“枯萎的白玫瑰”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一细节反映了林佩瑶苦闷忧郁的心情，然而吴荪甫一次也没注意过妻子的这一举动，这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使然之外，也是他对妻子冷淡的一种表现，这种婚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金钱非感情，所以注定了是一场封建婚姻制度之下的悲剧。
       吴荪甫在家庭生活中最失败也是直接造成他事业彻底失败的，是他和杜竹斋惟妙惟肖的关系。从伦理关系来说，他和杜竹斋是“至亲”关系，杜竹斋是吴荪甫的亲姐夫，两人本应联合一致对外才对，可吴把杜看作可信赖的“知己”，对其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但是杜却多疑贪利，狡猾心毒。每次吴荪甫打好算盘，杜竹斋这粒棋子总是走错，当吴荪甫与赵伯韬决战之时，他却背叛了吴荪甫，不惜落井下石，改做“多头”，最终使吴荪甫走向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吴荪甫性格上的缺失。
       第三，吴荪甫在交易所里情绪摇摆不定，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上的两重性。最初吴荪甫对赵伯韬的挑衅是胸有成竹的，他对赵伯韬的圈套看得十分清楚，他自己也有一套一一应付的主张，这时的吴荪甫给人的是种伟人般的气魄，他镇静自若，应付自如，颇有王者风范，可是客观的时局总是与他开玩笑，使得他的计谋逐渐落空，他逐渐陷入困难的境地。吴荪甫和王和甫的密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言行反常、孤独无助的吴荪甫。这一过程吴荪甫的情绪经历了“松口气——高兴——镇静地微笑——脸色变了——恐慌”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这反映出吴荪甫的心乱如麻，失了分寸，他的斗志已严重动摇了。他烦躁的情绪波及到吴公馆，一些平常在他看来不屑一顾的琐事，他总是找借口来发一通火。工人的罢工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交易所里的失意，使得吴荪甫初出场时的镇静茫然无存；浦江夜游的纵情戏谑，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普通的吴荪甫，长期的压力逼得他在无奈与苦笑中放纵自己的言行，这表明：吴荪甫并不是百毒不侵的，他和其他资本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也会沉浸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之中，这之前只不过是道貌岸然掩盖了他的虚伪罢了。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吴荪甫的沉着冷静再也不能左右他的行为，他决定把厂和房子抵押，表面看来，吴荪甫此举实具魄力，而这实际上是他无助困境之下的孤注一掷，是他失去理智之下的痛苦挣扎，所以交易所里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从工厂、家庭、交易所三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吴荪甫的性格，我们看到吴荪甫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复杂性格和行为，镇压工人、不择手段吞并其他企业，这是一般资本家共有的特征，但吴荪甫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普通公民，他又体现了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个性，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与交易所活动中我们发现了吴荪甫作为普通个体的渺小与无助，而且这些独立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我们也应该看到吴荪甫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是与三十代初中国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里，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理想都是一种奢想，这种必然失败的结果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悲剧性格，总而言之，吴荪甫的性格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吴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统一体”。因此我们在对吴荪甫的阶级性质评论时要重视吴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独特性以及社会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
       要对吴荪甫的阶级性质作出合理的评论，我认为对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现实性也要进行分析。因为如果吴荪甫这一人物完全是虚构的，那对他的阶级性质的讨论就毫无意义可言。
       首先，从茅盾同志的创作指导思想来看，他主张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关于“人物”的问题上，茅盾认为“人物是本位，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如此这般的人了，觉得可写，那么，故事是不妨创造的”。茅盾认为文学人物的原形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不是凭空产生的，但文学人物又不是完全等于现实人物的，文学人物是“创造”过的现实人物，这一“创造”的过程就造成了文学人物与现实人物在质上的区别。在“人物”与“环境”的问题上，茅盾认为“一位作家对现实生活观摩而搜集材料的时候，‘人’与‘环境’是同时在他关照之中的，决没有机械到只看到‘人’看不见‘环境’而将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劈为两半的”。也就是说茅盾认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茅盾同志的关于文学人物的思想以及“人物”和“环境”关系的思想完全符合文艺理论的相关规律，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茅盾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吴荪甫来。
       其次，从茅盾创作《子夜》的实践来看，他是经过仔细观察才塑造出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
       茅盾在《我的回顾》中说，他一九二九年后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中他又说：“朋友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可见，作者并不是坐在书房里创作出吴荪甫来的，《子夜》中的人物是有生活基础的。
       最后，从吴荪甫的性格刻画的艺术效果来看，吴荪甫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的悲剧英雄形象，这一形象是符合现实规律的。
       吴荪甫是个资本家，茅盾没有把他刻画得完美无缺，高不可攀，吴荪甫有时自信果断有时却又犹豫狐疑，他精明强悍有时却又表现出令人同情的软弱无能，他反帝爱国却与工人决裂，他既与赵伯韬斗争又与赵伯韬联合，他一方面希望反蒋派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以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依赖国民政府出动军警来镇压农民、工人暴动，这都说明了吴荪甫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并没有超人的人格，作者是让吴荪甫按照他的角色、身份、立场走着他自己的路。吴荪甫艺术上的成功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其刻画的现实性，因为完全幻想出的人物总会给人不真实，空洞乏味之感的。
       韩侍桁在《〈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中说：“吴荪甫这个新兴的企业家，是过分地理想化了……”他在强调这一观点时认为，只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吴荪甫这种人物才是可能的，他认为在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吴荪甫这样的人物的存在不具备条件，他衡量吴荪甫是否理想化的标准是中国社会是否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是不具备现实性的。这种判断的标准令人生疑，早在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孕育萌芽，后来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这期间也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兴办实业的资本家，而且也的确在一些资本家留洋的现象，因而存在吴荪甫这样的资本家是完全有可能的，《子夜》中已交代吴荪甫年轻时去过欧美，其经历使得他形成了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因而吴荪甫的存在是合理的，韩侍桁之所以以此为立论依据，想必是因为他把吴荪甫看成是整个资产阶级了。
       也许由于《子夜》庞大的结构，吴荪甫的行动都建立在这一庞大结构之上，因而吴荪甫给人一种超然之感，而实际上我们发现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当然，吴荪甫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不可能完全遵循现实，鲁迅先生在刻画祥林嫂时就曾说过他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如果严格去刻画现实中的人物，那就不能看成是文学艺术了，至少说这一人物不会生动形象，不会有丰富内涵，其实客观讲，吴荪甫这一人物刻画得确实有点理想化了，但是总体看他是遵循现实原则的，不至于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过分理想化了”。因而对吴荪甫阶级性质的讨论是有基础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吴荪甫是一个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极具有法兰西工业资产阶级性格又具有反帝爱国精神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以往的评论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大脑中烙上“阶级”的印记，而缺少对吴荪甫这一人物进行艺术的分析，他们只看到了吴荪甫身上体现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的东西，而看不到她人性当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这不利于对吴荪甫这一人物作出深入全面的理解。
       其实，要给文学形象一个精确的评价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文学形象呈示给读者的不是直观可感的形象，而是通过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学语言勾勒出来的，勾勒的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文学创作技巧，而作为读者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学知识、文学涵养在脑海中描绘出这一人物，这都造成了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人们对吴荪甫这一人物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说我们不可能给吴荪甫一个公正的说法，我们需要以艺术分析为主导综合多种分析手法去评价吴荪甫，只有这样才能给吴荪甫一个客观的评价。
       徐世林，教师，现供职于江苏海安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