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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勤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讲过一个帮事：海外学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询问中国学者，在60年代与20年代，你们中国大陆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点的人物?面对这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老者叫李慎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顾准10岁投身革命，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却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由于下放劳动，他有机会接触农民，看见他们和城里官员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联系党内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顾准开始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读顾准著作，你会感到一股思考的热风迎面扑来。
        还应该提到张中晓，他比顾准年轻，在政治歧视和生活困窘的艰难条件下，这位鲁迅的小同乡躲进小楼，一面读书，一面思索，写下三大本闪烁着真知灼见的笔记。(他问自己：“是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地学舌?”)也多亏路莘女士细心爬梳和整理，才编成一册近12万字的《无梦楼随笔》，一位资深记者慨乎言之：“读张中晓的笔记就像读尼采的书。”非常可贵的是，张中晓不局限于个人遭遇，而是把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与现实，通古今不变，成一家之言。他说：“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巴金老人则写道：“没有神，也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他们通过思考得到相同的结论。
        现在，顾准和张中晓均已作古，然而他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轨迹。我不由想起散文大师帕斯卡尔的一段告白：“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
        归根结底，人有两种活法，一是吃喝玩乐，不断地追求刺激，“过把瘾就死”；一是像顾准等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把“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训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