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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先生的《“老爷”说的准没错》，发表于1956年。当时是读过的，并留有较深印象，只是由于发表时用了笔名，不知是先生的文字。
       叶文的题目，是由昆剧《十五贯》里的人物娄阿鼠的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为什么“老爷”说的准没错儿?“就因为说话的是老爷”。叶先生把这称做一种思想方法，并把它与“个人崇拜”、“偶像崇拜”联系起来，一并加以批评，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尖锐的了。就是今天读来，也仍然觉得虎虎有生气。
       人们称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对“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这自然极是。其实，思想解放的呼喊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叶先生的这篇短文，就是这种呼喊中的一声。可惜的是这种呼喊很少得到支持，而且往往被呵斥或棍棒压了下去。反对“两个凡是”这场思想斗争，如果没有当时占优势的政治力量的全力支持，其结局就怕是另一种样子了。
       说到老爷，其实这概念多少有些笼统，因为老爷有大小之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一个七品县官，自然就是标准的老爷了，但老爷上面还有大老爷，大老爷上面还有更大的老爷。‘老爷’说的准还错”，但到了大老爷那里就难说了，这时便应该是大老爷说的准没错儿了。而在更大的老爷面前，就只能以更大更大的老爷的言说为是非的准绳了。叶先生文中所说的思想方法的精华，无非是谁的官儿大谁的真理就多而已。现在民间不是流传着这样的话吗：“一把手说的是绝对真理，二把手说的是相对真理，三把手说的有些真理，四把手只能拥护真理。”平级之间尚县如此分明，上下级之间那就更甭说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过去二十年了，还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叶圣陶先生把“‘老爷’说的准没错”看做当时一些人的思想方法，可算得一针见血。这种思想方法的泛滥，既与过去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有关，也是当时的实际条件的产物。共产党人及其领袖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功，人民的衷心崇敬，是其客观条件；个人崇拜之风的兴起，则是主观原因。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曾提到他对喊“万岁”由“喊不出来”到“喊得高昂”的过程，他说：“我完全拜倒有领袖脚下了。”但是，说
       娄阿鼠也有那样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抬举了他。叶先生说得明白：娄阿鼠是“作恶心虚，谋脱干系”，才去附和老爷的。对他来说，‘老爷’说的准没错”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拍马手段和生活策略。
       现在，时移境迁，仍然把“‘老爷’说的准没错”作为思想方法的人，恐怕已为数寥寥。但像娄阿鼠那样，把“老爷说的准没错”作为生活策略的人却似乎正日见其多。这是他们谋官、保官、升官之道的诀窍之一。与金钱开路结合到一起，精神物质两全，通常能心想事成。他们口头上念念有词：‘老爷’说的准没错”，其实心里头对“老爷”是常常很不恭甚至很轻蔑的。一到某些私人场合，甚至还会大放厥词，大唱反调，以示自己高明呢!真不知道应该把这种现象看做是时代的进步，还是社会道德的堕落。
       从“老爷”这一面看，经常听到人们背诵那个公式，对自己大唱赞歌颂歌，心里究竟作何想法，倒是个问题。是甜滋滋，美滋滋，乐滋滋，自我感觉愈益良好，真的以为自己的任何话儿都准没错，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把它看做不过是一种官场应用语?也许两种情况都有吧!那么我愿在这里进一言：最好不要把那话儿看得太认真。不信，试把那乌纱脱了，随从撤了，再请高明的化妆师好好化妆一下，走到民间去，听听人们怎样评价你的那些话儿，便知分晓。郑板桥说过这样两句话：“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乌纱的有无和大小，并不能使一个人的理论、思想、知识、道德水平也立即随之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