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旧历的甲申年，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想起倒霉的崇祯以及他的掘墓人李自成来。尤其是对李前后不同的“定论”，可以看出时世的不同变化。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改良”，“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李自成的老家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整村整村地逃亡。以前的史学家一提起明亡，就要大讲崇祯年间的灾荒，实际上崇祯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灾荒，处处有灾荒。即使有灾荒，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不聊生，纷纷“相聚为盗”。但“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这时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据史书记载，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背后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
因而，就实际而言，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都不准确，最准确的叫法就是“饥民”。“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问题是谁来改良？怎么改良？说简单点，就是谁“改”谁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祯的“良”，还是崇祯“改”李自成的“良”？从常理推断，由于信息资源、权力分布的严重不对称，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祯的“良”，倒是崇祯有义务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为从皇权专制的“法理”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够对他王国疆域内的一切臣民、事务进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可李自成，一个驿站服务员，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或者是在李继迁寨搞一个基层民主试点，成功了的话，再依次向米脂县、延安府、陕西省乃至全国普及？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因而，当后来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动权始终在强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崇祯是这个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有权对这个帝国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财产进行重组、关并、划转甚至破产。但他在起义之前和起义之后都做些什么呢？不过是严令“催征”而已。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治乱”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也就是说，我们在品评这些历史人物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诛心之论？
我认为，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