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读书的最大乐趣，莫过于时有出其不意的“艳遇”。如此意外的惊喜，比如在哈佛大学找到梁启超的《读书法讲义》，在伦敦大学阅读同治十年羊城惠师礼堂刊本《天路历程土话》，在哥伦比亚大学见识一九○七年刊行于北京的《益森画报》，在海德堡大学使用众多晚清报刊等，都是在进入书库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这一前提条件，在法国不具备。因为，按照规定，即便教授也无法自由进出本校图书馆的书库。查卡片借书，与在书库里徜徉，二者的功效不可同日而语。在密密麻麻如森林般的书架中巡视，猛然间发现或曾耳闻、或根本没听说过的书刊，这样的经历，方才称得上“惊喜”。我对于法国“陈规陋习”的抨击，因朋友的热心传播，辗转到达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魏丕信（Pierre tienne Will）先生的耳朵里。于是，奇迹发生了——藏书丰富的汉学研究所，破例允许我入库读书。
一九二七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创立的高等汉学研究所，一九七二年起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其附设的图书馆，现在已是欧洲汉学藏书的重镇。尤其是一九五一年接收当时驻北京之巴黎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藏书，大大提升了其收藏质量。二○○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以及魏丕信所撰序言，使我们对此图书馆的藏书特点及来龙去脉，有了相对的了解。也曾按图索骥，兴致勃勃地翻阅其收藏的明万历四十三年苏郡刻本《陈眉公集》、明崇祯六年墨绘斋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清乾隆三十八年红树楼刻本《历朝名媛诗词》等，但真正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入藏书家眼的“奇书”。汉学所的“善本”，我在北大也能看到，只是取阅不如这里方便而已。至于“奇书”的价值，纯粹因人而异。比如老北大的讲义，对于他人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几年前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收入《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二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略感遗憾的是，我所使用的老北大教材，大部分是日后整理出版的著述，而非最初的讲义本。比起课程设计或专业著述来，讲义无疑最能体现老北大的课堂氛围。可惜，此类当年发给学生的讲义，即便北大校史馆，也都很少收藏。
说来真是神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这些讲义，版式统一，有油印，也有铅印，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此前学界对于鲁迅一九二○年后在北大教小说史时所发讲义有所考辨（参见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一见这些昏黄且略显残破的线装书，我当即判定，这就是我寻觅多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讲义。
没必要大发感慨，还是转入关于这些讲义的介绍。油印讲义共七种十二册，分别是：钱玄同《说文学》一、二（内文《说文段注小笺》），朱宗莱《文字学》、黄侃《中国文学》（内文《文钞》）、黄侃《文式》、吴梅《词馀讲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词馀讲义》）、吴梅《词选》（内文《诗馀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诗馀选》）、吴梅《
中国文学史》一、二、三。铅印讲义共五种十四册，分别是：钱玄同《文字学》（内文《文字学讲义》）、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内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沈（尹默）《学术文录》、叶浩吾《学术史》（内文《中国学术史》）、陈汉章《
中国通史》（史学门一年级四册、二年级四册、三年级二册，共十册）。铅印本有标明出版或使用时间的，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一九二○年六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陈汉章《
中国通史》则是“民国八年十月至九年六月”的教材；油印本只在夹缝中注明使用教材的年级，如朱宗莱《文字学》为文法预科二年级所用，黄侃《文式》则是中国文学一二三年级的教材。据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学日刊》，因印刷品日渐增多，校方决定，将收发讲义室改为出版部，仍隶属图书馆（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由北大出版部刊行的，学术上比较成熟，可在校外流通，故有定价（参见“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书目”，载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2068—2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年）。油印本讲义则是随写随印，只发给修课的学生，所以连学校也没有留底。因此，像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陈汉章的《
中国通史》，还能在北大图书馆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至于黄侃的《文式》或吴梅的《
中国文学史》，此前我们毫不知晓。
关于吴梅所编《
中国文学史》，我已撰文评述（参见《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二○○五年一期）；这里简要介绍的，是其余各家讲义。考虑到诸君多为当世名人，随便拉出去，便是一连串“老北大的故事”，此处谨守边界，将笔墨集中在课堂教学。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的“前论”部分，曾这样谈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的大名广为人知。除了畅快淋漓、有时为追求效果而剑走偏锋的杂文，钱玄同的真正功业在文字学。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作为附录，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提到，从一九一七年起，钱玄同在北大教音韵学这门课:“编的两大册《音韵学讲义》，排比旧说，略加评按，他早已不要了；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至于朱宗莱（一八八一——？），号蓬仙，浙江海宁人，一九○八年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这个每周一次在《民报》社开讲的八人小班，日后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复制的神话。由北大出版部刊行于一九一八年的《文字学形义篇》，流传甚广，许多国内外图书馆都有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共藏有朱著十三种，全是此书不同时期的刊本，想来此君信奉的是“一本书主义”。
前些日子上网检索，发现孔夫子网的自由拍卖区有“早期线装北大讲义二册”，即钱玄同、朱宗莱二君的文字学讲义。可惜不懂操作，无法参加竞拍，不知这两册小书最后“花落谁家”。
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浙江吴兴人，又名君默，日后以书法及书论著称于世，当年在北大教的是文预科。这册《学术文录》，作者只署“沈”，至于“尹默”二字，是我加的。该书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体例也颇为杂乱，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这册文录，依次收有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如此“学术文录”，章太炎的色彩很浓。也难怪，民初北大的文科教员，多为章门弟子。沈尹默在《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中谈到，他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因其弟兼士列太炎门墙，加上他本人确曾在日本读书，被误认为章门弟子。于是，他挂了这“章氏”招牌进入北大。陶希圣晚年忆旧，提到当年在北大念预科，给他们讲国学的沈尹默、沈兼士“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尹默先生给我的教益很多。他指点我们读这样的几部书，就是《
吕氏春秋》和《
淮南子》。太史谈《论六家要旨》，刘勰《
文心雕龙》，刘知几《
史通》，顾亭林《
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
文史通义》与章太炎《国故论衡》。这几部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的面前。”到了预科二三年级时，“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他先讲陆机《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这种讲授方法，给我的益处很大”（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北大旧事》）。几十年后追忆，具体细节不免有出入，但借助陶氏的回忆，我们还是能大致明了当初沈尹默讲课的情况，也得以判断此《学术文录》乃沈在北大预科的讲义。
熟悉老北大史事的，对当年文科的两位老教授，叶浩吾和陈汉章，当不陌生。叶瀚（一八六一——一九三三），字浩吾，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也曾奔走国事，参加爱国学社及兴中会等，先后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有《中国美术史》、《
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长编》等著述。好多年前就听说，此君的《晚学庐丛稿》，正由某学术单位整理，可惜至今尚未面世。陈汉章（一八六三——一九三八），字伯，浙江象山人，举人出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著述甚丰，有《经学通论》、《辽史索隐》、《苏诗注补》、《列女传注》、《历代车战考》等。谈及“老北大的故事”，不能不牵涉这位博学而好古的老先生。沈尹默曾提及，他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原本被请来教书，可陈更愿意当学生，因“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当时流行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可惜等到毕业时，已入民国，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陈的“翰林梦”彻底破灭。好在北大践前约，仍聘他教历史（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这十册《
中国通史》，便是其在北大教书的讲义。
中年教授刘师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黄侃（一八八六——一九三五）、吴梅（一八八四——一九三九）等，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很深的纠葛，其事迹广为人知。这里仅从教学方面入手，略作考辨。
黄侃一九一四年秋应聘北大，讲授中国文学，而不是他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一九一九年春，拜仅年长自己两岁的老朋友刘师培为师。同年十月，因老母年迈，加上学校里人事复杂，不甚快意，黄侃决意归乡，于是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之聘。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本年有云：“先生居京日记，今不可见。《说文》、《
尔雅》、《广韵》三书，在此数年中续有校文。诗文词共得数百首，而诗尤多。所撰稿如《咏怀诗补注》、《诗品讲疏》（《讲疏》全稿今不可见）、《
文心雕龙札记》，皆为授课所编讲章。”（黄侃、黄焯《蕲春黄氏文存》，15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关于季刚先生讲学北大的情况，弟子刘赜的回忆可作旁证：“私门讲肄之勤，虽夕不休。往往柝声四起，校舍键闭不得入，先师辄辟室授餐，以家人畜之。每值良辰，则率众游豫。京华名胜，寻访殆遍。尝集宋人词句为联云：‘芳草游踪，春风词笔’。‘落花心绪，流水年华’。可想见当时风趣。……尝谓：为学须天资、人力与师承三者并备，而师承不过聊助启发，非即学问，至讲堂中之讲义，尤非学问所在，首宜举而焚之，自求多识。”（参见刘赜《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114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课堂上以骂人出名（尤其是骂同门钱玄同），私下里读书教学却很认真。这与季刚先生才子风流的习性有关，可同时也牵涉其对新式学堂的看法。一九三二年，杨伯峻希望拜师学艺，得叔父杨树达的指点，向黄侃呈上红纸封套里的十块大洋，再跪下去磕一个头，才被认做“真正的门生”。关于门生与学生的区别，以及他自己的学问也是磕头得来的，杨伯峻转述黄侃的说法，甚是有趣（参见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量守庐学记》，162页）。
那些不被看好的“课堂讲义”，其中也有学术分量很重的。比如黄侃在北大讲《
文心雕龙》，其《
文心雕龙札记》便可称传世之作。至于另外两种讲义，确实显示了编者的漫不经心。《中国文学》（即《文钞》）一书的目录页，后有“右文百三十五篇，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此略依时序编次，讲授则依照便宜为后先”字样。《文式》包括赋颂第一，论说第二，告语第三，记志第四等，规模颇大，可也只是作品选。目录后照样有曰：“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讲授次叙从便宜进退之。”不管是《文钞》、《文式》还是《
文心雕龙札记》，都属体味、欣赏乃至追摩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强调历史变迁的“中国文学史”。
刘师培一九一七年秋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和平医院病逝，时年三十六岁。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刘师培原本希望潜心讲学著述，可无意中还是卷入了政治风潮。一九一九年一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师培、黄侃被推为总编辑。虽然该社的简章经蔡元培过目，出版经费也由北京大学垫付，《北京大学日刊》还做了正面的报道。可同年三月十八日《公言报》发表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还是一下子把刘师培推到了风口浪尖。表彰过《新青年》、《新潮》的提倡新文化，接下来便是：“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盖学生中固亦分新旧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两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即便说者无心，听者也有意，如惊弓之鸟的刘师培，当即站出来反驳。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有《刘师培致公言报函》，称:“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赏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辩解之辞有真有假，可如此介意被划归旧派，已显示当年刘师培在北大的尴尬处境。时人确实有对其历史污点耿耿于怀的，比如同事黄节便致书校长，称“申叔为人，反复无耻”，“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而鲁迅给钱玄同写信，对此“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更是热讽冷嘲（参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263—267页，扬州广陵书社二○○三年）。好在蔡元培惜才，学生们对刘师培的学问也相当佩服，否则真的难以为继。
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刘师培负责指导的科目最多，包括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门。至于正式讲授的课程，则是中古文学史和中国文学两门。作为一代名篇，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就连鄙薄其为人的鲁迅，也对此书褒奖有加。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当被问及何种文学史最好时，鲁迅的回答是：“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609—6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此前一年，在广州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专题演讲时，鲁迅也曾多次征引此书。除了这广为人知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在北大的讲义，还包括由罗常培记录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抗战后期刊行于重庆，现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中古文学论著三种》。二书对照阅读，可见刘师培思路，也可见老北大教学特色。
单看章节，你也能大致明白《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特点：“学文四忌”、“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等。引一段第七节“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的文字，以见此书风格：“文章有生死之别，不可不知。有活跃之气者为生，无活跃之气者为死。文章之最有生气者，莫过于‘前三史’。……大抵记事文之生死皆系于用笔；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11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如此挥洒自如，明显不同于《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持论谨严。而这，正好对应了刘师培在北大开设的“文学”与“文学史”两门性质截然不同的课程。
法兰西学院所藏老北大讲义，数吴梅编撰的最多。三册《
中国文学史》虽系初次发现，值得认真钩稽，但学术上的功绩，其实不及《词馀讲义》。供给“文科文学门一二三年级”修习的《词馀讲义》，日后改为《曲学概论》，一九三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流传甚广，影响也很大。为文本科一二三年级编的《诗馀选》，目录前有小引：“词之为道，意内言外。五季北宋，上涉风骚。二白中仙，大启轨范。元明以还，此道几衰。清代诸家，嗣响两宋。惟乐谱沦亡，无从按拍；才士藻饰，仅及词工。生今之世，莫可如何也。今自青莲、白傅而下，迄于清季，各选若干首，以饷同嗜之君子。” 法兰西学院所藏《词馀讲义》和《诗馀选》，各有一种封面题为《中国文学》，这与三册《
中国文学史》，又构成了一种对称。
当年阅读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所藏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其中关于国文系教员的教学情况不甚了然：刘师培：中国文学（6）、文学史（2）；黄侃：中国文学（10）；吴梅：词曲（10）、近代文学史（2）。括号里的数字代表周学时，这很好理解；让我略感疑惑的是，这“中国文学”与“文学史”两门课程，边界在哪？有了这回发现的巴黎所藏老北大讲义，我方才恍然大悟。
回头看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所谓的“中国文学”，分文、诗赋、词曲三类教授（小说课程必须等一九二○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起，才正式成型）。按照该“教授案”的规定：“第一第二两学年各类文（文、诗赋、词曲）皆当教授。第三学年用选科制，使学生就文、诗赋、词曲三类中，各以性之所近选择一类或二类精心研习。一类中又可分时代家数，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709—1711页）。真没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门的教学，“文学史”与“文学”两门课程，竟然分得这么清楚。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四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眼看教学体制日趋完备，专业分工日见细密，选修课越开越多，但文学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两者，这点没有变化。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记得胡适晚年曾称自己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讲演》，27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此文因系答问，并非正式论述，有点语焉不详；可细察胡适一贯思路，不难明白他是将系统的、科学（实证）的、侧重历史演进的、可以“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文学史的看法”；而将零碎的、感悟式的、侧重审美批评的、无法“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研究文学的看法”。当初以为是胡适的个人偏好，现在看来，那很可能是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的共同趣味。
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教师蜻蜓点水，学生走马观花，只记得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却没有阅读作品沉潜把玩的功夫，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文学”如何“教育”》一文（刊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文汇报》），予以讨论；可惜当时没有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课程设计，否则会有更好的发挥。
行文至此，不妨略做摇曳。在巴黎阅读早年北大讲义，如遇故人，感慨良多。除了文学教育该如何设计，还有就是明白了何谓“新青年”。为了考查这些讲义的主人，翻阅《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一九一八年），发现其中有“现任职员录”。略做编排，文本科及预科的教员中，年龄最大的崔适为六十七岁，其次辜鸿铭六十二岁，五十七岁的叶瀚和五十四岁的陈汉章，也都已经是老教授了。其他的著名教授，黄节四十一岁，朱希祖四十岁，吴梅三十九岁，朱宗莱三十八岁，章士钊三十七岁，沈尹默三十六岁，刘师培三十五岁，周作人三十五岁，马叙伦三十四岁，黄侃三十三岁，钱稻孙三十三岁，钱玄同三十二岁，陈大齐三十二岁，沈兼士三十二岁，陶孟和三十一岁，王星拱三十岁，何炳松二十九岁，胡适二十八岁，刘半农二十八岁，朱家华（骅）二十六岁，梁漱溟二十六岁，徐宝璜二十五岁。这里所报的，有虚岁也有实岁，照录当年表格，以资考证。只有吴梅多报了五岁，是个特例，必须纠正。据说脾气很大的刘文典，当年也才二十八岁。至于没填岁数的刘师培，时年虚岁三十五。管理层中，校长蔡元培五十岁，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三十岁。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个何等年轻的学术队伍！可正是这些“新青年”，开启了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新时代。此系闲话，就此打住。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