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二○○四年，发生在西藏江孜的抗击英国远征军的斗争已过去一百年。这一百年，若以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可以大略分成两个差不多长的时间段。如果说实现和平解放是后一时期具有奠基意义的事件，那么，英国远征军对西藏的入侵就是将前一时期引入深渊的不祥开端。
       一九○三年秋冬之交，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武装探险队从甲岗方向侵入西藏，自此拉开在西南一隅针对中国以军事行动为先导的新一轮殖民扩张。此举是大英帝国在喜马拉雅南麓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和直指中国的战略包抄取得基础和经验后，所实行的新步骤。在此之前，英人势力曾两次以武力从西藏方向入侵中国：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人借中国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创之机，挑唆道格拉斯军队自拉达克袭击西藏阿里；第二次是在一八八八年，英人武装从所控制的锡金一侧向西藏亚东隆土山一线进攻。第一仗，中国方面尚能组织有效反击并获全胜；第二仗，英人在战场上也没得到任何便宜。但清廷于天下大势无所掌握，两次采取割地求和的方式，希望能够息事宁人。通过这两次试探性战争，英人摸到了中国政府捍卫疆土的决心和实力有多大。
       这时的中国，列强苦心数百年的渗透和蚕食，完成了对于中华帝国华夷体制的破坏，侵占或剥离了华夷秩序下的诸外围藩属国：英国已相继夺取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和缅甸；法国占有了越南；日本割占台湾、取得对朝鲜的宗主权后，正在把势力向满洲、蒙古地区延伸，而英、俄两国争夺新疆、西藏益发激烈。
       这时的中国，无论从国人还是从他人的视角看，似已病入膏肓，趋于四分五裂。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一九○○年八国联军劫掠京城，国运岌岌可危，救亡图存的疾呼演变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声浪，也在国内和边疆造成了各种微妙情势和微妙心态。比如，在中央帝国的自大心态遭挫败的同时，也低落了国人的自信心，这种情绪表现在失去中央王朝庇护的边疆，则异变为政治和精神的双重失落。比如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有革命党人否定“满清王朝”正统性的汉族主义，也有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自立、分离为特征的地方的民族主义。
       因此，当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大队英军迂回越过中国设在亚东乃堆拉山下的海关，占领帕里，进而于一九○四年八月进占拉萨，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又一次面临能否捍卫主权和利益、能否有效维系疆域之内各部分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族群)、各地方政权不致分离的考验。
       若按历史学家的界定，进入二十世纪，本是反抗和否定殖民主义的时代发端。一九○三——一九○四年间，大英帝国已接近暮年，开始在全球收缩战线。但此番以武力从西藏方向入侵中国，却显示了老牌殖民主义的品性，是英国侵华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由于英军占据绝对优势，因而这场战争具有以往发生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殖民战争的一般特点。国人已从包括此次战败及《拉萨条约》在内的众多事件构成的屈辱史中，完整体味了经验和教训。是作为战败者一方的后人，大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值得进一步认识：
       第一，这场战争所显示的双方在技术层面惊人的悬殊和由此形成搏击的惨烈，已在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一再上演。中西之间这种科学技术、军事装备和物质条件的大差距一直到抗日战争也没有改变。当时的英国入侵者，由一千二百多人组成，是依靠近现代化大工业和最早的跨国财团支撑的正规军队，大约三分之一是英国军人，三分之二是印度和廓尔喀士兵，携带着刻了膛线因而准确度大为提高的山炮和第一代马克沁重机关枪，在作战思想上已实行步兵、炮兵诸兵种协同作战。当时西藏地方实际上并未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参战的军队和民兵，有二三万人，除很少的一部分自备马匹器械的藏军外，大多是临时招募、聚拢而来的农民、牧民和僧人；除很少一部分火枪外，大多使用的是刀矛、抛石绳和木棍、石块之类的冷兵器。皇帝虽在一七九三年就向西藏派驻了军队，但数量有限，已师老兵荒，且按最初的规定也仅是三分之一用火枪、三分之二用刀矛。皇帝所赐部署在江孜宗山上的两门铁炮，是没有膛线的旧式土炮。当然，西藏地方的军民拥有他人不具备的胆量和血性，当他们迎着狂叫的马克沁机枪发起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再成批成片地倒卧于血泊中时，直让英军指挥官和随军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同一情形和性质的一幕，在非洲和美洲的大草原上亦反复上演过。
       第二，军事行动展露于前台，胜败则渊源于社会肌理深处。此次抗英斗争失败，深刻地暴露了在制度安排特别是国家政治层面，双方存在着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的差异。世人皆知英帝国是典型的殖民帝国，往往忽视它还是欧洲最先完成民族过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一。重要的是，英国之成为殖民帝国中的老大，是以其现代民族国家为条件的。英国是首先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建成了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语言、宗教，并将国内各族群聚合为“统一的”民族，才拥有了向全球扩张进而维系着一个比自己本土面积大几十倍的殖民体系的实力和需要的。中国明朝太监郑和曾七次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舰远洋，除沿途示好兼有示威外，没有触发中国向海外的扩张。这颇令历史学家疑惑不解。答案很可能就在自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建立起来，虽然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将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势向周边藩属地区扩张，但整体上没有建立在现代国际政治理念基础上的明确和一致的战略目标。历朝的天子大臣志得意满，基于固有的夷夏观念和羁縻统治的理念，把个国家政治停止在“因俗而治”的水准上。若假以时日，在地理继续封闭和未形成初始的全球政治的条件下，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或许有可能逐渐完成其在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的民族国家过程。但是，这个可能发生的过程被东来的抢占先机的那些个现代民族国家冲垮了、中断了，连同宗藩朝贡的体系一起被解体了。
       据权威的研究，中国宗藩朝贡体系几乎涵盖了现在国境的周边。曾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十个以上。宗藩体制又被称作“天朝礼制体系”，是中国封建王朝把“礼”的观念和秩序扩展到了对外关系和对内施政上，实行儒家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徕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方法。中国被奉为天朝上国，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使用中国年号和历法，要向中国朝贡，中国对藩属国负有帮助御敌和处置变乱的义务，但不介入其内政，尤其不触及其社会生活。所谓宗藩体制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体制下宗主国—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联邦制之下的联邦或邦联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单一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也根本不同。实质的差别在于宗藩体制下中央王朝并不必然地对各藩部拥有领土主权(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和实行直接治理。这就造成了中央王朝与各藩部之间关系的疏离和不规则，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松散，缺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的一致性。
       这一天然缺陷，被代表并主宰近现代国际政治规则的西方列强利用来肢解中国。轮到来取西藏的时候，已有多个先例可循。在英国殖民者和其他列强看来，获取作为中国边缘地带的诸藩部，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代价上都最易得手。英王派驻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就是出于此种方便，制造了中国与西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的概念，人为地把中国在元朝就开始有效行使主权、实施治理的西藏降格为属地或藩部。若从诸藩部角度观察，本来就是因为中国势力强大才形成对中央王朝朝贡和依附的关系，当中国的强势逐渐失去时，这种朝贡和依附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在中国周边诸藩部沦于列强控制之初，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向中央王朝求援告急，在中央王朝斡旋、调停乃至军事较量无效之后，他们均脱离中国节制，转为受制于各个殖民强者。再从中国的视角看，建立宗藩朝贡体制本身就包含了用外藩或屏藩护卫中土的意义，若中央王朝足够强盛，可以维系和经营之，甚或有所拓展；若中央王朝实力不济，则可使之剥离，或竟弃之不顾，以保中土。似乎进退皆有余地，变化与反复皆不出掌握之外。西汉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十六年)春，针对海南黎民造反，一时不易镇定，汉元帝与群臣谋举兵讨伐，大臣贾捐之以为此非上策，劝帝舍弃珠崖，为元帝采纳，遂废置珠崖郡。似此等收收放放、时取时予的政策，贯穿在汉唐至清代所谓“大一统”之中。虽然羁縻政策常常包含着向国家制度“一体化”过渡的意义，但它却同时包含与国家制度保持不一致仍具有合法性的意义。时移势易，伴随着西方列强完成全球殖民化而形成完整形态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处在劣势的中国千年不变的宗藩朝贡体制便失去了原来被寄予的战略意义，诸外藩至多只能被挥舞作抵挡枪弹的盾牌。李鸿章在面临割地丧权之辱时，给出了“宁弃外藩，不失中土”的方子，既属羁縻之策的继续抑或结果，深含无奈，亦有机会主义幻想。这很能够代表清廷上层的政策选择和心态，也很可以解释晚清中国政府决策者在割让这些外藩之地时何以总是看上去那么慷慨大方。
       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二○○○年五月版)很是代传主道出了因时势不能而生的苦衷。可是，朝廷的这种政策选择和心态，如同国运的跌落情势一样，是要在边疆诸外藩间产生连锁反应的。这便可以解释何以列强的进攻、笼络和挑拨总是能够引起或激化外藩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矛盾。一旦国家有难，外藩反为他人所用。与其说中央王朝弃外藩，不如说外藩弃中央王朝。这还是因为构造脆弱，根基不牢。本就不是完备的治理，临危更无精当的处置手段。当一九○三年英军探险队入侵，清廷与西藏地方当局之间就为如何应对而争执不决。英军兵临江孜城下，驻藏大臣有泰取“任其战，任其败”的态度，将驻江孜一百一十五名满汉官兵中一百零九人调回拉萨。边务委员何光燮受驻藏大臣指派，竟然以“中间人”身份居中说和。朝廷主和，西藏主战。主和者既有其内政外交需要，也体现着借外藩保中土的意图;主战者既有御敌于佛教净地之外的用心，也有拒朝廷势力和影响于家门之外的用意。这样造成的外观效果是，朝廷和驻藏大臣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取悦入侵者，出卖西藏，尽失人心；而西藏地方当局不理会朝廷与英国所订条约，拒绝执行朝廷的旨意，不惜与驻藏大臣翻脸，直至不惜一战，客观上既保卫了地方利益，也保卫了国家利益。不过，经此一役，西藏地方滋长了质疑乃至否定朝廷正统性的情绪。表面上看是因战败而充满失望，但它却目的性很强地转化成对朝廷的不信任。显然，研究战败的原因和责任，不能以主战或主和划线；判断是否爱国，也不能以主战或主和划线。此一役中，主和者未必属卖国求荣，主战者未必是出于爱国主义。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正在这里，历史作用的复杂因素正在这里。如若不然，研究工作倒的确变简单了。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已永远失去重建外藩拱卫中土体制或类似变种的时空条件。现在的中国，已无有所谓外藩可让与他人，无任何一寸土地可供随意丢弃。现在的中国，有边疆和内地的地域差别，无外藩和中土的部属之异。惟有坚定守住这份遗产，按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小心经营。但是，历史——特别是其观念部分——是有惯性的。西藏曾经被视作外藩，长期与中国统一的体制和施政保持差距，以致似乎它有充分理由永远保持这个差距。现在，大到它享受的某些优惠政策，小到凡西藏大学生不在全国范围分配，西藏干部不在全国范围调配，都会维护而不是缩小这种差距。在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议论中，也不难听到对于往日宗藩体制下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那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状态的留恋，更有甚者，把现在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宗藩体制相提并论，进行曲解。印度政府直到二○○三年八月才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几十年一直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那是有言外之意的。谁更希望中国在不断推进的以提升政治、经济、文化一致性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留出一个构成隐患的缺口?
       应该说，正像海南因时弃时离而不得开发那样，西藏也吃尽了由其接近外藩的处境所带来的苦处，中国关于外藩的制度设置和羁縻政策更在近现代遭受灭顶之灾。即使是公认“昏聩”并濒临垮台的晚清中国政府，也从江孜之战和《拉萨条约》意识到西藏危机的实质，连续采取重开谈判、由钦差大臣主持藏务、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增派新军入藏等多项强硬动作，以图借新政之功挽回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和利益。这是后话。
       第三，战事发生的过程和结局，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情感的层面给中国制造了更深的创痛和裂隙。就中国而言，战争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战场上和战役中的直接损失。就西藏地方及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地区而言，这种后果的严重、影响的长远都被低估了。如果说《马关条约》是整个中国陷入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标志，一九○四年的《拉萨条约》就是西藏地方陷入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标志。英国入侵者在西藏的殖民化，不仅攫取了预期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成功地离间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清除掉中国中央政府的存在和影响之后，成功地培植起一股与宗主国英国经济利益相连、思想倾向相近的政治势力，进而用英式的或印地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贵族上层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一定范围制造了崇英排中、亲英蔑中的心理和时尚。第十三世达赖曾两次逃亡，第一次就是在一九○四年英军进占拉萨之前，出逃方向是国内，还到北京见了慈禧太后；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年，出逃印度去投靠英国人。发生在十三世达赖身上的这种政治选择的戏剧性变化，可以反映其社会的变化。从这时到一九五○年，也就是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西藏地方当局两次驱逐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宣布“独立”，多次挑起对邻省的战争并竭力营造自成一体、但亲善英人的状态，为保持这种状态甚至不惜与解放军一战，这同样反映着社会的变化。西藏完全殖民花的时间不长，但殖民化的程度不浅，这个过程表现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变化对于中国民族凝聚力的破坏作用，至今仍是不可忽视的。
       回望一百年之前的江孜抗英斗争，不由人不去翻阅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化。这一百年，历史曾绽放出无数智慧的花朵，其中最让人谨记不忘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是指国家实力的落后。不仅指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还包括了体制、制度和管理水平，包括了文化、心理和民族凝聚力。如果说前五十年西藏事端迭出、频频告急是由于国家综合国力不足以应对，中央政府鞭长莫及，那么，后五十年西藏排除各种干扰逐步走上稳定发展道路，就是得益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一个多民族(族群)的国家，向心力与综合国力成正比，离心力与综合国力成反比。只要国家强盛，就有足够的力量外驱强敌、内固边疆，就会产生应有的向心力；如果国家贫弱，就不可能有力量战胜外敌，也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向心力，形成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这是一条规律。
       当然，除了实力原则，天地之间还是有公理和正义的。正像虽然落后是招致挨打的原因，却并不意味着那强势者就有权力寻任何理由欺负那弱势者；正像虽然中国曾灾难深重，任人宰割，却并不意味着当年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人物转向投入帝国主义怀抱就有了理由，就值得同情理解，就能够躲过历史的审视。今日的中国，既不可能听任荣赫鹏上校凭一千二百多人的枪炮队就硬性闯入并强订城下之盟，也不会相信仅凭几个所谓代表或说客的蛊惑就离间了内部团结、拆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自信，来自实力，也来自道德。
       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成都一稿
       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