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女性总是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封建道德与社会的现实牢牢地束缚着她们的精神和肉体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讲，她们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等戒条把她们的一生都局限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这些角色里。因此，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女性似乎总离不开爱情与婚姻。也许正是有了爱情，才给她们阴霾的天空射进几缕阳光。然而，即使是爱情，在封建时代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就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和叛逆。如果容许爱情婚姻自由势必要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的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都最禁忌的人权也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由而得以觉醒。古往今来，多少女性为了这生命中的一缕亮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人情人性终将突破一切礼教的束缚，破土萌生，顽强成长。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由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辗转流变而来的，在“西厢”故事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它逐渐由一个“始乱之，终弃之”的封建文人的风流韵事演变成“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样一个具有反封建意义的美好愿望，而故事的女主角崔莺莺也由一个多情、忍情、纵情及被绝情的悲剧形象转变成一个内秀含蓄而又热烈执着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
崔莺莺是相国千金，高贵的出身和严格的家庭教养给她烙上了封建思想的印，老夫人的管束，客观环境的禁锢以及封建意识的自我禁忌，使她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然而从莺莺的语言、行动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人物形象对封建婚姻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叛。
首先看崔莺莺一上场的唱词：“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①表现了少女怀春、伤春的情怀。康正果在他的《风骚与艳情——中国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中通过对《
诗经》中描写女子爱情、婚姻生活的诗歌的研究认为：“自古以来，凡是未定终身大事的女子，在她的无意识深处，时时都潜藏着担心自己失时的焦虑。这种盼望自己能够早日出嫁的心情在春天最为强烈，后世的一切伤春诗都源于此。”“或怀春、或伤春，对于待嫁的女子来说，春天显然是求偶和出嫁最适宜的季节，因此春天就成了欢乐、幸福、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春天给待嫁的女子带来希望，春天的逝去则使她感到失时的恐惧。”
②崔莺莺正是在这种寂寞深闺的生活中，面对青春年华的虚度，一种闲愁哀怨无奈之情油然而生，而在这闲愁的背后，实际上也正透露出她对那非出己愿的婚约的不满。
莺莺是相国小姐，是在那样的母亲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她虽然敢于大胆地爱张生，对封建礼教有所突破，却又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且又疑惧被母亲派来“行监坐牢”的红娘，她的语言、行动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使整个剧情摇曳多姿，曲折有致。在《闹简》这一折中，一开场莺莺即在等待红娘回来以打听张生的讯息。张生的病情如何一直叫她牵肠挂肚，因此夜间不曾睡好，这才是导致“日高犹自不明眸”，还想“再睡些儿”，紧接着写莺莺见红娘回房，莺莺本是盼红娘回来，但是对方真的回来后，莺莺“半响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自个照镜理鬓云了。这几个动作揭示了莺莺深沉的内心世界，她虽然想张生想得厉害，但她又不想在红娘面前流露出来，她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那照镜梳妆。红娘也是一个机灵鬼，她知道小姐“有许多假处”，因此把张生的简帖放在“妆盒儿上”之后，就一声不响地站到一旁观察动静。这一段戏妙就妙在没有对话，通过动作与旁白，写出两人都在试探对方，都想掩盖真实的内心活动，剧本把主人公这种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十分深刻而又耐人寻味。莺莺发现简帖儿后发起怒来，声称要“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表面上气壮如牛。红娘毫不示弱，说“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莺莺立刻吓得胆小如鼠，马上赔笑脸说：“我逗你耍来”。表面上看莺莺好像“输”了，她“斗”不过红娘，但实际上胜利的却是莺莺，因为她的试探成功了，红娘并没有在老夫人面前说什么，看样子也不会到老夫人处去告密，此其一；红娘对张生简帖儿的内容毫无所知，此其二。经过这一番试探，莺莺看出红娘是个不错的“信使”，还可以借她之手去送信。为了继续瞒住红娘，她又假意发怒，写好书信后“掷书”而下，这才彻底瞒过红娘。这些描写有力地揭示了莺莺的性格特征，细腻婉曲地描写了这位内心热烈外表矜持的贵族少女的恋爱过程和恋爱心理。莺莺写给张生的，却是一封月夜相会的诗简：“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当张生兴冲冲地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账，大喊“有贼”，把张生教训了一番，致使张生的“相思病”日益沉重，眼看命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莺莺的情爱自主意识发展到了高潮，她主动去探望张生，并与之私下结合，描绘了她叛逆精神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甘冒“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③的严重风险，甘冒身败名裂，遭社会和家庭遗弃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崔莺莺为追求爱情、婚姻自主的巨大勇气。
元代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与此同时，蒙古族入主中原也给汉民族文化带来了某些“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源远流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封建伦理道德观点深深地禁锢着女性的精神自由，特别是在元之前的宋代程朱理学思想，甚至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质上是以接受礼教与否决定女性生死存亡的残忍判决，为了求得生存，女性形成了习惯于泯灭自我意识，绝对服从礼教的心理定势。
这种矛盾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怂恿受压抑的女性从礼教的裂缝中钻出来看世界，她们感到新鲜、舒坦，而跃跃欲试；一方面强大的封建礼教和传统使她们产生沉重的心理负荷而发出惊恐的喘息。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莺莺的一系列重大情爱活动都是在月光中进行的，从最初的月夜烧香，初识张生；到普救寺之围后，老夫人赖婚，莺莺的对月抒怀，到月夜相约，莺莺在月光中完成了自己的情爱意识。月光场景中的莺莺视觉形象，有一个由模糊到富有质感的过程，这也是她的情爱自主意识由朦胧到清晰明朗到最后实现的成长过程。而莺莺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反复无常，这是由当时女性传统的心理定势所决定的，也充分体现出当时封建礼教强大的势力，正当爱情婚姻自由还只能匍匐在封建传统势力的脚下，最终，这桩如意姻缘还是获得了礼教规定的两项条件“父母之命”，虽然是老夫人的顺风舵，却是女性传统心理定势的社会条件。“夫婿功名”，虽然莺莺并不期待，但那样高贵门弟出身的女性非得它带来的财富和荣誉以保障婚姻的安全不可。莺莺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极为曲折尽情而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情爱心理的矛盾。它表现了那个时代女性情爱自主意识的本质特征，即违背礼教的自主婚恋，必须要求得到和能够得到礼教名义的保护，才能成功。很显然，女性情爱自主意识的这一本质特征，是由那个时代既开放又禁锢的矛盾性的历史特征所决定的。
注释：
①本文所引《西厢记》均出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12月第一版。
②康正果：《风骚与艳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第26页。
③《孟子·滕文公下》
朱刘霞，女，高校教师，现居河南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