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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早见到的徐志摩的诗歌，应是1921年前后创作的，当时徐志摩在伦敦的街头偶然邂逅了美丽的少女林徽因，便展开了狂热的追求，并因此而诗情大发，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因情而发”，感情在他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1931年在济南遇难身亡，徐志摩的创作只有短短的十年，仅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其中的最后一部诗集还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夫人陆小曼代为整理出版的。但我们从这些诗集当中，可以看到徐志摩诗性的文艺理论批评观就散落其中。由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心灵感悟，徐志摩的思想“永远是不成系统的”，他喜欢感悟似的漫谈而不习惯于思辨性的铺叙。因此，他的文艺理论往往是诗兴与理喻一体，才气与思想共生，几分散漫，几分理趣，做到了文如其人。
       一、诗性——思想嬗变的结晶
       少年时代的徐志摩是家里的独子、长孙。老祖母和母亲对这个灵秀的孩子赋予了万般钟爱，相较于父亲的严厉管束和铁板面孔，徐志摩在祖母和母亲的怀里和床前领略了无限的爱的抚慰，久而久之，养成了他好动、富于激情、喜欢亲近女性的心理特征，以及他肆意任情的性格特征。童年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诗歌创作主张“性灵”中得到一定的佐证。如果说少年时期所受的影响只是胚胎的话，那么赴美留学后的徐志摩则在思想性格上逐步趋向于成熟和定型。
       五四时期的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思想政治的角度切入人生、社会历史的。比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如此，徐志摩也不例外。1918年，21岁的徐志摩在《徐志摩启行赴美文》中慷慨陈词“耻德业之不立、逞恤斯须之辛苦、悼郢国之珍瘁，敢恋昏晨之小节”表示在此“内忧外患”之时，要担负“雪耻振威”的历史责任。在美时期，他除每日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日间勤学之外，还运动跑步、阅报。这时，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1920年，为了追随一位艺术大师罗素，徐志摩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离美赴英。这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徐志摩少年时期所形成的任情性格特征的表征，也是徐志摩思想上的一大转折。
       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徐志摩不但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审美观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十分欣赏英国的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尤其喜欢与名士结交，两年内，他先后拜访结交了文学家威尔斯、狄更生、曼殊斐尔等人，而且还一改在美国忙于上课、听讲、答考卷的生活习惯，在伦敦忙于散步、划船、骑自行车。开始追求一种自由的、爱和美的生活方式。而这也正是他诗性意识的核心思想。
       对于思想的这一转变，他在《旅英杂记》中说“可怜志摩失其性灵有二十年矣；天不忍志摩以庸暗终其身也，幸得腾翮北游，濯羽青云”。他认为原来过着的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似乎没有发展和发现自我意识的结果，是蒙昧不开窍的，不懂得生活。只有到了英国他才找回了自己的“性灵”。徐志摩的这一发现是与他的心理积淀合拍的，他在康桥的柔波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源泉，那就是艺术应是“性灵的抒发”，而这也恰是徐志摩“诗性”文艺批评观的中心。
       二、诗性——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证
       徐志摩在被冠之以“才华横溢的一路诗人”的同时，又几乎被公认为思想感情具有“浮”“杂”的特点。比如他弃政从文的轻易之举，左右开弓的政治态度，他的平民思想和仇视工农革命的严重对立。从他独特的个性气质之外，我们试图去寻找一条贯通的线索，那就是徐志摩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证。
       徐志摩初到美国专修政治经济学，再到英国是为了追随艺术大师罗素，投身哲学的怀抱，但当他追随罗素的心愿未了、徘徊无奈之际，却偶然般的在康桥的文化氛围里如鱼得水，表露出如获新生的兴奋和喜悦，治学的兴趣由此转入到文学。在诗人由英国归来后所做的一篇较为系统的论述艺术观和人生观的演讲稿《艺术与人生》中，可以探知诗人的思想脉络。徐志摩认为现代中国“人生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后者是前者的反映，前者对后者负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所指的人生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人生，它偏重于意识形态，指向精神领域，即“精神化的生活”。换言之，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存在于灵魂中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挥效用。相较于西方，徐志摩认为，中国的艺术贫乏，在于中国人不承认灵魂、忘却精神、压制理性。面对当时评论界有人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西欧启蒙主义，徐志摩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他认为应该将之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认为“如果中国要在西方历史中学点什么，那应该是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精神”，而西方浪漫主义的两大口号一是回到大自然，一是回到中世纪。在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中，他找到了创作的动力以及他对文艺的基本观点和认识。
       对照浪漫主义的艺术功能的主张，我们发现这种由至美达到至善，美善紧密联系的艺术主张，虽非来自于徐志摩的独创，但这种主张却代表了“新月派”的艺术主张：对美的追求，灵的向往。徐诗就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的影响，雪莱在《诗的辨析》中，认为诗是通过一种神圣的方式起作用，它“唤醒灵魂”，“扩大灵魂的领域”。人们在对诗的世界的静观冥想中，接受美的感动和升华。“并由此超越自己的本性，而融入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获得至善的爱的道德。”深谙雪莱的徐志摩，在他的诗中“诗人是只痴鸟”的比喻，就得之于雪莱“诗人是一只夜莺”的灵感，而他诗歌功用的美善统一说，也无不从雪莱那里寻出来路。艺术不仅仅是起“给人慰藉和教益”的修修补补的作用，而主要是培养人天性中的感情成分，甚或对人的灵魂深处施加影响。这种艺术观念的变通，正意味着文学在艺术上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重大转变。
       三、诗性——源于神秘的生命感悟
       对浪漫主义文艺观的认证，是徐志摩“诗性”文艺批评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徐志摩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性中包含着永恒不变的种种形式。诗人则尤其多地分担了上帝的荣耀。因此，诗人是上帝的选民，也是第二上帝，他的创造类似上帝的创造。但是一般人生存在异态物质化的世界里，致使心灵蒙上了浮尘，变得暗淡无光，失却了创造性。大自然是治愈心灵的灵丹妙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万事万物透达出生命原始的信息，召唤人性的回归，达成人的自觉”。令人惊异的是徐志摩不但表现了对这种理论的感同身受，而且确有神秘的“生命觉悟”的情感体验相佐证。这种“生命艺术与人的觉悟”的情感体验的表述见诸他的许多的诗文作品中，如《夜》《雨后虹》《丹雪农乌绪言》《北戴河滨的幻想》《我所知道的康桥》《吸烟与文化》《猛虎集序》等。如《丹雪农乌绪言》中所言：“一个人生命的觉悟与艺术的觉悟，往往是同时来的；这是一个奥妙的消息，霎时的你自己初次感受了你血管里的热液，霎时的你感觉了心脏的跳动；不成行的愿望，不可言状的隐痛，初次在你的心灵中发现……”霎时的你也渗透了文字的徽象，一简短的字句、一单独的状词，也许显示出真与美的神奇的彩译。这是觉悟，艺术，也是生命的。
       付静，高校教师，现居河南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