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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千百年来给无数面临困境的文人雅士以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寄托。陶渊明也不只是一个古代文人，他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当今这个熙来攘往的社会，人们需要陶渊明的澹泊调节日渐膨涨的欲望，抚慰失落的心灵。但人们在欣赏他不慕荣利的同时，也否定了他的归隐避世。读陶诗，我似乎看到一颗高贵的灵魂在黑暗动荡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我认为，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自我个性的坚守，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人格的尊严，坚守心灵的自由。
       离乱纷争是社会的悲剧，生不逢时是陶渊明的悲剧。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刘宋王朝交替的大动乱年代，朝廷内的争权夺利，统治者的生灵涂炭，他是耳闻目睹身受其害的。这对陶渊明思想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对他生活道路的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陶渊明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陶侃，曾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但父亲早逝，到了陶渊明，家境日渐衰落。因此，陶渊明“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生活虽然贫穷，但他少年时期思想乐观开朗，颇有雄心壮志。“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固常在，骞翮思远翥。”（《杂诗》)他怀着大济苍生的宏愿，于二十九岁时出仕，任江州祭酒。以后他还做过镇军参军、建成参军等地方军阀的幕僚。但担任这些职务的时间都不长，他几度仕而隐，隐而仕，在四十一岁时，彻底与仕途“息交绝游”，再不出仕，终老田园。
       权贵们的乱政夺权，朝庭的腐败堕落，使他陷入悲愤痛苦中。“万族各有托”、“众鸟相与飞”，群臣和士大夫都赶快去趋炎附势，寻求依托，只有他像一片孤云寻找着自己的方向。面对黑暗动乱的政局，面对门阀世族的排斥压抑，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陶渊明即使有补天之才，又何有用武之地?他一个微职官员能扭转乾坤吗?他大济苍生的宏愿能实现吗?他太清醒了，官场不是他的人生舞台，他不能做个达者兼济天下，那么就做个穷者独善其身。他不能为富贵所迷，他只为理想而生。当他所从事的事业有违于己愿时，他宁愿舍弃，也不能同流合污。圣人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只有选择归隐，虽然理想无法实现，但也不能践踏平生之志。他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个伟大的构想，在《桃花源诗并序》中，他勾勒了那样一个幸福美好的所在，一个富裕和乐的社会，这足见他的热情。一个心中充满理想的人永远不会消极。所以我认为，陶渊明的归隐不是避世，而是对理想的坚守。
       这种坚守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固穷守志，历尽生活的贫困艰难却矢志不渝。诗人在归隐后，家里曾遭受火灾，房屋被焚毁，此后又遭水灾、旱灾、虫灾的袭击，一度贫苦至极。“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诗人亲自耕种，却常常受冻挨饿。“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示庞主簿邓治中》)有时在饥饿难忍时不得不去乞食，“饥来趋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词”。（《乞食》)在贫困面前，他常以古代贫士固穷守困的节操自勉。到了晚年，疾病饥寒一起折磨着他，他忧愤痛苦但毫不妥协。陶渊明“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节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高尚情怀，令后人钦佩不已。这就是陶渊明，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陶渊明的自我坚守不仅表现在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还表现在他对自我人格的尊重。《宋书·陶潜传》记载，在他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时，“郡遣督游至县，吏白应束带而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是啊，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人的思想在于自由。陶渊明怎能降志辱身周旋于官场?怎能束身恭敬屈身于权势?这不是他的个性。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早就感到官场“违己交病”、“志意多所耻”，“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是他与官场彻底决裂的表白。他耿介不阿，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心里有一个高大的自我，怎能低下高贵的头向权势卑躬？《饮酒》第八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殆异类，卓然见高枝。”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不屈性格的象征。也正是诗人的这种孤高，使得他与官场格格不入，他只有归隐，只有在田园他才能释放自由的个性，呵护自尊的心灵。因此，陶渊明的归隐也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捍卫。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官场上“心为形役”，使他“惆怅而独悲”，他时时感到受人羁缚的苦闷，归隐田园，脱离官场，他就像笼中的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的欢畅和愉快。农村美好的风光，春播秋收的劳动景象，亲自耕种的体会，农民朋友的真挚情谊，都使他感到神清气爽。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灵魂憩息地。陶渊明的田园诗，远远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在东晋那个玄学之风盛行的时代，像一缕清新的风，一溪清澈的泉，给身心疲惫的人们以心灵的抚慰和滋润，在封建社会那个漫漫长夜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陶渊明不仅有田园牧歌般的吟唱，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了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荆轲：“其人时已没，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第十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猛志固常在”就是诗人不屈意志的表现，正表明诗人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
       纵观陶诗，我们看到陶渊明在淡远闲适的背后，深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把理想埋在心里，却一直没有忘却现实。“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多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性嗜酒”，其实他是借酒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悲愤，他的恬淡自然，他的无奈，他的愤世嫉俗，都源自他追求“本我”、“真我”的性格志趣，源于他与黑暗的官场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所以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后而选择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是黑暗时代一名坚守自我，追求崇高人生理想的封建文人“迷途知返”后的另辟蹊径。
       苏纯云，教师，现居安徽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