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通常是由一定文化背景造成的。故民族文化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心理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例如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中和”的心态，有群体价值取向观，重视修辞与道德伦理的联系，把修辞作为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而以个人本位为主要取向的西方文化，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这不同的修辞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戴昭铭指出：“语言中的文化心理指的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群体或个人从事语言价值判断和语言选择的心理机制。心理机制一般是隐蔽的，而选择的结果则是外显的。”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一定民族所使用的修辞手法的特点描写和分析，来考察该民族的文化心理。例如，汉语修辞中对偶的大量使用，反映了汉族人追求平衡与对称的文化心理。中国古代在语言交际中，多用敬语和谦语，反映了古代华夏民族重礼仪的文化心态。本文仅从中国古代诗歌的修辞着手，透析汉民族的的审美心理文化。
一、均衡心态与修辞的均衡美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民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这一方面与汉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如二元对待观、天人合一观、人与人或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和谐观等。这种均衡的审美心态，在建筑、摆设、宴请等方面也可体现出来。房屋建筑视均衡为美，宫殿、庙宇、庭院要摆一对石狮子。宴会的酒席安排也要注意均衡。
汉族人民均衡的审美心态，也受汉语结构均衡美的影响。正因为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有均衡美的特点，故汉族人民在长期使用汉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均衡美的审美心态，并探索修辞均衡美的规律。例如汉语的声调，是构成汉语语音结构均衡美的要素。古代利用声调中的平上去入分平仄，由平仄构成古代近体诗中音律的对称美和节奏美。汉语中构词上的对称、均衡，形成了汉语修辞上的对偶等均衡美。刘勰在谈到对偶美时说：“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矜踔而行已。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他指出：“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佩。”（《文心雕龙·丽辞》）
汉语修辞均衡美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诗歌的语言文本结构，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以六言为主的楚辞，近体诗中的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都体现了汉族人民追求语言均衡的审美文化心理。特别是骈体文更是体现了汉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情趣。骈体文是受汉赋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本结构，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期成了文章的正宗，后称“四六文”。其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骈偶和四六(即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例如：
风烟俱静，天山共色。（吴均《与朱元思书》）
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古代词曲中的衬词、诗歌中的押韵等，也是形成语言均衡美的重要手段。在修辞格中，除对偶外，能体现均衡美的还有互文、回环、顶真、对照等。例如互文：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焦仲卿妻》）
互文也叫“互文见义”，或简称“互见”。其特点是上下文义相互呼应、补充。互文是汉语中特有的修辞方式，注重结构对称，给人以均衡的美感。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这是讲究词序有回环往复之趣的一种措辞法。回环修辞手法不仅有均衡美感，而且达意深刻，富有新意”。王希杰说：“严格以回环格为最基本的构造方式来创造作品，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回文——一种特殊的文学式样。”例如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春》：
花朵几枝柔傍砌，柳丝千缕细摇风。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
此诗倒过来读，也是一首七言绝句诗：
松树一村孤上月，日斜西岭半明霞。风摇细缕千丝柳，砌傍柔枝几朵花。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汉语修辞中独特的均衡美，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含蓄心理与修辞的含蓄美
中国人有含蓄的审美心理。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认为，中国人一般文质彬彬，以含而不露为美。特别是形容女性的美丽姿质，常用“掩面而笑”、“抿嘴而笑”等语句。舞蹈动作也是“轻盈如风”。而西方人一般粗犷奔放，喜爱有“棱角”，如耸肩、弹手指等。舞蹈动作如迪斯科等，直而露，热情而奔放。这是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体态语的表现。又如行礼，中国人的礼含而不露，以避免身体接触为其特征，稽首、顿首、鞠躬、作揖、万福等都是如此。而西方人的礼以平等、身体自然接触为其特征，握手礼、拥抱礼、吻礼等，都是行礼者双方行动，而且要发生手与手、身体与身体、脸与脸、唇与唇的接触。显然，西方人的礼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
中国人之所以有含蓄的文化心态，是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讲礼，讲仁爱，讲究自我克制，以丧失个性的发展来取得社会的赞扬。西方文化背景是以人为世界的中心，强调人本主义和个性的解放。同时，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积累使中国人思想观念中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故语言交际比较含蓄。
而在此方面，中国的诗歌可以说表现了极高的技巧，并形成了一种重视含蓄的美学传统。正如刘若愚所说的：“虽然在中文里有一些铺陈的诗篇，但是许多诗人与批评家都主张诗歌应凝练而不满冗赘，主张启人思绪而不必说尽，力求引起‘言外之意’,暗示文外曲致,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当陶渊明面对美丽的自然景致时，他曾用两句被后人视作名言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全部看法：“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他感到眼前的自然景致中蕴涵着深远的意境，他想用诗歌语言来详尽地传达他的感受，但最终还是保持沉默为好。诗人正是通过这种诗意的沉默，通过含蓄的表现，突破了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而带给人无限的联想和启示。这正是中国诗歌常用的手法。
谐音文化是由谐音所创造的社会习俗和风尚，它体现了中国人含蓄、曲达的文化心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委婉语、禁忌语、客套话、黑话等。中国人喜欢用典。先秦古书就有不少引言引事的，汉代人写文章用典更多，但都只是用典的手段。魏晋南北朝出现骈体文，用典成为文体特点之一。有人认为中国人特别喜欢引经据典和依傍圣贤，援引古事古人的话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这是中国人对个体自我价值缺乏信心的语言表现。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古人用典并不全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有时也是为了追求话语的“典雅”和“含蓄”。例如：
睢团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王勃《滕王阁序》）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同上)
郭锡良等指出，前者无非是赞美宴会的主人和宾客，但字面上说的却是梁孝王宴客梁园和曹植的公宴宾客，以及陶渊明的善饮和谢灵运的善诗。这是有意追求文章的“典雅”。后者用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的故事抒发“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感慨。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的不得志和受贬斥表示不满和伤感。本是牢骚很深的话，但用典就显得委婉一些。
三、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
什么叫意象?让·保罗·萨特认为：“意象也如所有的心理综合一样，不过是其各种要素的总和。”他指出，意象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自发性想象意识。可见，意象是由记忆或现有知觉形象而成的想象性表象。而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意象，是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窟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他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王弼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
中国古人对意象有独特的民族审美观。李卫中等指出：“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得一些普通的东西、景物携带上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它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组合成了特定的意象，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例如，古代将“杨柳”常与离别、断肠相联系，因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故古代作品中常出现有关柳的意象：“杨柳依依。”（《
诗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无名氏《送别》）“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中国古代作家常用名词性偏正词语组合起来，表示一连串意象。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这首小令是历代传诵的散曲名篇。作家在小令中用白描的手法，用名词性偏正词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向读者展示了九个富有特征的意象，勾勒成一幅黄昏旅途孤寂悲凉的秋思图。各意象之间无关联词，全赖其内在的逻辑感情联系，构成了一幅浑然统一的艺术意境。类似的还有：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杜甫《旅夜书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人写诗重视意象和意象美，并不能说明汉民族语言是具象思维。中国古代修辞有写意性的一面，也有写实性的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求实，主张言已尽。“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主张修辞的写意性，言必尽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强调道的无形：“道之有形，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以后自然形成了两派：一是“言尽意派”，着意语辞的质朴，以求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是“言不尽意派”，着力于意象的描写和意兴的抒发，给人以想象的余地。现代修辞学又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可见，汉语修辞的文化模式是写实性和写意性的统一。这一方面可从儒、道文化中寻找它的历史踪迹。另一方面也是由汉语作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语言文化模式所决定的。
王岩，高校教师，现居河南南阳。